总结吴、越间的差距时写道:“这种差距在有铭文的礼乐器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吴国38件,越国18件,吴国比越国多一倍强;至于礼乐器的器类,吴国有钟、句鑃……器类,越国仅有钟与句鑃两类,吴国比越国多二倍多,差距更为悬殊。”他通过对吴越国的礼乐器的梳理,指出:“文献资料与出土文物,都说明吴国受中原国家的礼乐思想影响较大,越国则保持着更多的野性未训的‘越之常性’;在东周诸国中,吴越皆尚武,越国尤甚之”[2](p.361)。《吴越文化》一书中提到吴越音乐考古时,就出土文物进行了吴、越比较,分析了吴文化特色的乐器和越文化特色的乐器。他总结出:“吴越青铜乐器种类较多,可分为祭祀用乐器和军乐器两类。祭祀宴享用乐器主要有钟、镈和句鑃。……青铜军乐器主要有钟、鼓、钲、铙、錞于、铎等。”[4](p.40)还指出:“部分器形制基本相同,但吴越两国仍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吴越特有的青铜乐器句鑃形制和纹饰基本相同,但根据吴越有铭句鑃来看,吴器体腔狭长,器形较大;而越器则体腔宽短,器形较小。”[4](p.199)“这些青铜器出土附近,均有印纹陶分布,纹饰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这些青铜器应是吴越地区本地铸造,可见吴越地区受到中原商代青铜文化的影响。”[4](p.119)同时他将吴越两国出土玉器进行比较,吴国玉器纹饰较多,而越国玉器纹饰较为单纯。吴越国乐器形制与中原乐器有相似之处,认为应该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1988年,方杰主编《越国文化》,书中设有“音乐和舞蹈”节。文中提到,“古越族的音乐、舞蹈实为一体”[5](p.265),文中记载了越国舞蹈分类为巫舞、防风舞、宫廷舞、舞剑、傩舞,声乐方面有婚恋对歌。在器乐上,他认为越国有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骨哨、陶埙、籥、筩,越国的句鑃、錞于、鼓、纽钟、琴等;认为“越国同样离不开乐,‘礼’与‘乐’,始终成为越国治人、治心、治国的重要杠杆。”可见,越国音乐是丰富多彩的[5](p.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