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宋八大家”代表唐宋间散文的最高成就，但上溯此说由来，可以发现，早在南宋年间“八大家”之说既已初成，本文旨在通过南宋年间的著名选本《古文关键》、《崇古文诀》和《文章轨范》追根溯源，一窥“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原貌。
关键词：唐宋八大家 古文关键 崇古文诀 文章轨范
论中国古代散文，必提“唐宋八大家”，其作品代表唐宋间散文的最高成就，亦多为后代文人推崇效法。一般认为此说始于明初朱右，清乾隆四库馆臣在《白云稿•提要》中说道：“右为文不矫语秦汉，惟以唐宋为宗，尝选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为《八先生文集》（实为《六先生文集》）。八家之目，实权舆于此。”此说最终确定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仲春，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付梓，一时民间争相传抄，争推八家为古文之宗。
然上溯“唐宋八大家”一说由来，可以发现，早在南宋年间“八大家”之说既已初成，但人员构成与后世稍有不同，往往有一二人选常随时异。本文旨在通过南宋年间的著名选本《古文关键》、《崇古文诀》和《文章轨范》追根溯源，一窥“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原貌。
一、《古文关键》
《古文关键》的作者吕祖谦，字伯恭，寿州人，人称东莱先生，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为“东南三贤”；其为学主“明理躬行”之风，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开浙东学派先声。其于乾道年间居浙讲学时，“缘绝口不说时文”[1]，但是很快就遇到了科举社会的窘境，即“门前绝少人迹，竹树环合，大似山间。”[1]学子求学多为举业求仕，单以古文教学，难以吸引学子的关注。实际上，吕祖谦在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就已连中两科，在科场顺风顺水的他，对学子求取功名进身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古文关键》一书即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吕祖谦始终倡导“以古文为时文”，在学习古文内涵与技巧的过程中，帮助于举仕一途，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韩柳欧苏各大家被凝聚在一起，成为学习的重点对象。
《古文关键》一书，今存二卷，卷首有总论三篇，选文共计六十二篇，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耒八家之文，不分文体，以作者时代为序。一般认为“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韩柳欧苏古文作品为核心的文章选本。这部选本的出现，首次明确了秦汉文赋和唐宋古文的分野，是推举、集合唐宋八大家为古文家群体这一历史过程的源头。”[2]
《古文关键》提出了“唐宋八大家”之说的雏形，将《古文关键》与《唐宋八大家文钞》进行对比后（见表一），可以发现二集的人员构成实际已相去无多。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耒王安石
《古文关键》13篇8篇11篇6篇16篇2篇4篇2篇0
《八大家文钞》16卷12卷32卷10卷28卷20卷12卷016卷
（表一）
二者唯一的变化在于吕祖谦取张耒而弃王安石，但这并不意味吕祖谦认为王文不如张文。回顾《古文关键》一书，在卷首有总论三篇，《总论·看文字法》中吕祖谦点评各家文法，其实已经给出了他心中的排序，即独立成篇的韩文、柳文、欧文、东坡文，紧随其后《看诸家文法》中的曾文、子由文、王文、李文、秦文、张文、晁文。吕祖谦对这些作者并非一味褒奖，对其中一些甚至颇有微词。如他评苏辙文为：“太拘执。”[3]评李廌文为：“太烦，亦粗。”[3]评秦观文：“知常不知变。”[3]评张耒文：“知变不知常。” [3]评晁补之文：“粗率。”[3]但是评点王安石时则说：“纯洁，学王不成，遂无气焰。”[3]即指效法王安石文有一定难度，如不能得其真谛，则容易失去作文的文气；即使在《古文关键》中没有收录王安石的作品，但是依旧可见，在吕祖谦的观念中，王安石的古文远在苏辙、李廌、秦观、张耒和晁补之之上。
二、《崇古文诀》
吕祖谦于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英年早逝，其门下弟子众多，多承袭先师遗志，继续对诸家文章加以编选，以便于学子应举，其中楼昉被认为得其师精髓的第一人。楼昉字旸叔，号迂斋，鄞县人，绍熙四年进士，早年师从吕祖谦，其文风格汪洋浩博，长于史学。编选《崇古文诀》三十四卷，收先秦至宋文章共计一百九十八篇，不分文体，以时代为序，并每篇前加以点评。陈振孙在《书录解题》中称其：“大略如吕氏《关键》。”[4]清四库馆臣在《崇古文诀提要》中也说道：“盖昉受业于吕祖谦，故因其师说，推阐加密；正未可以文皆习见，而忽之矣。”[4]
《崇古文诀》的选文时代与数量虽较《古文关键》有所拓展，但楼昉始终秉承师志，大力推行唐宋古文，并将之置于绝对优势位置——《崇文古诀》收唐宋文164篇，约为秦汉文3倍；现将唐宋部分收录篇目数前列与《古文关键》加以比较（见表二）。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耒王安石
《古文关键》13篇8篇11篇6篇16篇2篇4篇2篇0
《崇古文诀》25篇14篇18篇11篇15篇4篇6篇11篇9篇
（表二）
《崇古文诀》唐宋部分依收文数量，前八家分别是韩愈、欧阳修、苏轼、柳宗元、苏洵、张耒、王安石、曾巩，而苏辙以四篇列第十。可见，在《崇古文诀》唐宋部分和《古文关键》中，韩愈作品始终独占鳌头，韩柳欧苏（轼）四人收文数量都稳定在八大家前四，这种选本间的沿袭关系显而易见。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此书已经收录王安石的作品，并以九篇名列八大家中的第六位，楼昉在评价王安石作品时赞道：“笔力高简，百来字中有多少回旋委折，真所谓以一当百者。”[4]又赞道：“往复宛转，含无限意思，真文字之妙。”[4]都是在《古文关键》中“纯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足见《崇古文诀》一书对王安石作品的肯定。《崇古文诀》一书是明代最终确立的“唐宋八大家”第一次齐聚于选本中，也为后世各书收录王安石作品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是张耒，虽然楼昉也点评他的《答李推官书》是“曲尽作文之妙”[4]，但对他的其它策论，如《楚议》、《远虑策》中都提出了“不可以为训，学他文字可也”[4]的观点，《崇古文诀》主张学习古文之理法，对于张耒的这种“取其文、去其法”的区分接受在此书中仅此一例，可见《崇古文诀》进一步深化了吕祖谦对张耒“知变不知常”认识，亦可看做是后代将张耒从“唐宋八大家”中抹去的先声。
三、《文章轨范》
在吕祖谦及其门人的影响下，南宋文人对唐宋古文愈加重视；到南宋末年，谢枋得编选《文章轨范》七卷六十九篇，选文自三国至宋，除收诸葛亮和陶潜各一篇，其他作品均为唐宋古文。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宋氏·列传》说其“文章奇绝，学通六经，淹贯百家”，其立书的根本目的可参见明王守仁序言本中所说：“此书乃谢枋得取古文之有资於场屋者”[5]，显然本书在选文和评点上都以应举为主要目的。但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又认为此书：“凡所标举，动中窾会，要之古文之法亦不外此矣。” [5]足见谢氏评点之妙，与其古文文法呼应。
将《文章轨范》中收录的“唐宋八大家”篇目与《古文关键》、《崇古文诀》加以比较（如表三）：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耒王安石
《古文关键》13篇8篇11篇6篇16篇2篇4篇2篇0
《崇古文诀》25篇14篇18篇11篇15篇4篇6篇11篇9篇
《文章轨范》31篇5篇5篇4篇12篇0001篇
（表三）
《文章轨范》收韩柳欧王二苏作品共计五十八篇，占唐宋选文的将近九成，或将之看做唐宋六家的专门选本，也未有不可。然本书不选苏辙与曾巩之文，这在南宋选本中也是仅见的，不选二者文的原因，或可从本书的谋篇布局略见一二。谢枋得在本书开篇即说道：“大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5]，故本书前二卷为放胆文，后五卷为小心文。《宋史·本传》说曾巩文风：“徐而不繁，简奥而不晦”，说苏辙文风：“汪洋澹泊，体气高妙”；再对比王安石唯一一篇入选本书的作品《读孟尝传》之评点：“谨严简洁之文，场屋中日晷有限，巧迟者不如拙速，论策结尾略用此法度，主司亦必以异人待之。”[5]可见苏曾二人之文在谢氏观来，恐难以在科举中以“异”“奇”等特色出彩，故略去不选。
另外，在《文章轨范》中第一次出现了选本选王安石而弃张耒的情况，本书一般认为是在南宋亡国后谢氏作为遗民所著，距吕祖谦《古文关键》定稿百年已过，王安石在“唐宋八大家”中的地位已经逐渐确立，而张耒的作品随时代的变化，在古文评点家种的地位逐渐被取代，从“八大家”变化为古文“诸家”之一，这在元明时期的各选本中也能继续得以验证。
《古文关键》、《崇古文诀》和《文章轨范》分别代表了南宋前期、中期和晚期的重要选本，它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韩柳欧苏各大家作为选本的核心、古文风尚的代表，可见“唐宋八大家”的构架在南宋年间既已基本成型，后代文人是在南宋选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文本材料，加以评述，使“唐宋八大家”直说最终在明朝得以完全确立。
参考文献：
[1] （宋）吕祖谦.与陈同甫. 东莱别集卷十[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黄强，章晓历. 推举“唐宋八大家”的重要动力[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01）：35-41.
[3] （宋）吕祖谦. 古文关键[M]. 丛书集成初编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2-4.
[4] （宋）楼昉. 崇古文诀[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宋）谢枋得. 文章轨范[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作者简介：林滢 女 1988.07 福建福州人 学历：硕士 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