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始于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继承和发展了其以数理逻辑为工具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思想及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和阐释进行哲学研究的方法，确立了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正是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并对语言本质的论述及其语言观的阐述才使得这一“语言转向”更深入和彻底，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
关键词：海德格尔；语言转向；存在的家；语言观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3-0056.-03
一、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
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知识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西方哲学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折。第一阶段是柏拉图创立本体论哲学，致力于对存在、对象和客体的研究，这是对知识对象的探求。第二阶段是笛卡儿创立认识论。使哲学转向对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及其关系的研究。这是通过对人的认识能力和限度的探究来解决知识的基础和来源问题。被称为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三阶段就是现代语言哲学所标志的“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m)，使哲学从对认识能力或知识基础问题的研究转向对主体间的交流和传达问题的研究，这可以说是对知识的表达及其本性的探讨。语言转向的要旨在于“认为意义比存在或知识更为基本。即用意义来理解存在和知识，而不是把它们看作先于意义的东西。”
总体上看，西方古代哲学在探讨本体论问题时主要采取直观概括和抽象思辨的方法，而近代西方哲学在探讨认识论问题时则主要采用心理主义的方法。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儿正是通过向内的探求、通过对内在心理过程的省察，建立了“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原点。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人的哲学也完全建基于对人的内在观念所作的心理反省。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它在听话人心中所引起的意象。可以说，整个近代哲学在解决认识、真理、因果等问题时都是通过诉诸心理的方法并以心理主义为基调的。到了19世纪后期。心理主义取向和心理主义方法已广泛渗透到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穆勒、埃德曼等人甚至把逻辑学也归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认为概念的形成和逻辑推理过程都应该用人的心灵的内在过程来说明；而数学界中斯特里克等人甚至试图把人们关于数的观念通过心理而还原为肌肉感觉。近代哲学所造成的这种极端心理主义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一些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的不满。可以说，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的直接动因就是为了克服哲学、逻辑学和数学中的这种极端心理主义取向；其根本目的在于把知识、真理等问题的研究从主观的心理领域(如观念、意象)转移到客观的语言领域(语句和意义)，为知识、真理建立主观心理以外的客观基础。
语言转向的先驱和开创者是德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弗雷格Frege)。弗雷格是从数学研究走向语言哲学研究的。在探讨数学陈述的真理性问题时，他发现需要一种独立于主观心理的真理和逻辑理论。由此弗雷格就由数学真理的性质问题被引向逻辑和语言再现性质的研究。这样，他便由数学基础研究进入到语言的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由此而始。
罗素(Russell)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沿着弗雷格的上述思想路线继续向前推进，至维氏的《逻辑哲学论》出版，语言分析哲学作为一种严整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及其形式主义研究范式被确立下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继承和发展了弗雷格以数理逻辑为工具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思想及其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和阐释进行哲学研究的方法，确立了由弗雷格开始的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
二、海德格尔的“语言转向”及其语言观
一般认为，哲学的“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主要是用来描述上述的分析哲学运动，而海德格尔(Heidegger)本人并没有明确表达他哲学的某种“语言转向”，但若深入其整个哲学思想，不难发现一条“语言转向”的线索。海氏在其哲学之路伊始便开始关注语言问题，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从此在的生存论环节上对语言进行过深入研究，而后期海氏哲学将语言问题置于其思想的核心地位，并有论文集《走向语言之途》问世。海氏的“语言转向”已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下文试图对海德格尔的“语言转向”及其语言观作一些探讨。
1.“存在”通向语言之途。海德袼尔一生所思的是“存在”问题，其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词源学的语言分析方法。该方法较之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迥然不同，后者是在传统语言观范围内进行的，以语言的清晰性、逻辑性、确定性来澄清哲学语言的“虚假性”、“荒谬性”，海氏的词源学分析一开始就突破了传统语言观，力图回到原始的、非逻辑化的语言。海氏认为西方哲学的无根状态源于哲学由希腊文向拉丁文的翻译，因而海氏对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概念，都考证过从希腊词到拉丁词的转变。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氏曾探索“存在”一词的原始意义及其隐失过程。名词“存在”出自系动词Sein，希腊人将“存在的意义”命名为Ousia(Par-Ousia)，后世的形而上学将其译为实体(Substanz)，是有失本义的。海氏认为应用德文An-wesen(在场)来译，某物存在。即某物在场。就是站到自身中并因此显现出来。希腊人还把“存在”称为Physis，后世译为“自然”(Natur)，在海氏看来。Physis意指“涌现着的自立，在自身中逗留着的自身展现”，在作为Physis的存在的作用中，存在者才现身在场，这就是从遮蔽处走出来，而德文所说的作为动名词的“存在”[das Seinl出自不定式Sein,des Sein无非是在Sein前加了一个定冠词，不定式Sein是不固定的，加上定冠词，就把这种“不确定”固定起来。也就将不定式中所包含的空洞更加固定起来。Sein像一个固定不变的对象那样被摆弄了。存在(das Sein)就这样成了一个空洞的词语，成了一个存在者，西方哲学的无根状态因此产生。
海氏正是以这种独树一帜的词源学分析来展开其哲学体系的。没有这种语言分析，海氏的哲学难以深入。“归根结底。哲学研究终得下决心追问一般语言具有何种存在方式。”海德格尔不仅将哲学的方法归结为语言分析，而且语言本身在其哲学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存在与时间》的基本任务是对此在进行本体论分析。海氏提出了此在结构上的三个构成环节：情绪、理解和语言。此在的基本存在状态是“在世界的存在”，语言使此在本质地属于这个世界，语言构成了在世界存在的可理解性，是此在的生存论基本环节之一。
2.海德格尔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语言是存在的家”是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核心。海氏认为并非一切语言都是存在的家，只有一种语言即本质的语言才是存在的家，可是二千多年来西方哲学却从未真正地说过“语言”，而都在说非本真的语言，因而要拯救哲学，首先就要批判、抛弃传统的语言观。
“语言以何种方式存在，竟至于语言会是‘死’语言?语
言有兴衰。这在存在论上说的是什么?我们据有语言科学，而这门科学以为课题的存在者的存在却晦暗不明，甚至对此进行探索追问的地平线还隐绰未彰。”海氏所说的语言科学是西方历史上理性主义的语言研究传统。希腊化时代就有了系统的语法体系，罗马人继承了这一语法体系，将其原则应用并创立了拉丁语法，以后近代语言学基本上以罗马人的拉丁语法为支柱，该语言学传统将语言的语法规范视为逻辑范畴的体现，这种语言观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
在《诗·语言·思》中，海氏对这种传统语言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言说意味着什么?现行的观点解释为：言说是发声器官的活动，言说是音响表现和人类情感的交流……在这种语言的规定之中，它允诺了三点：首先和最主要的：言说即表现。作为表达的言语的观念是最普遍的…-一其次，言语被看作是人的活动。据此，我们必须说：人言说……最后。人的表达总是现实的和非现实的显现和再现。”这种海氏批判的语言观具有三个特点：第一，语言是一种表达方式，它预设了某种内在的东西表达或外化自身的观念，“说”总要有一定的对象，即“话”，而“话”总要有所指，或指向人的思想感情，或指向外在的客观事物，这种语言的表达论根源于西方哲学的对象化思维；第二。语言是人的活动，人是“说”的发动者、主宰者，语言只是人用来认识世界、交流思想的一种工具，这是西方语言传统中主观主义、工具主义的突出表现；第三,语言是一种符合系统，是现实和非现实的符号化。
海氏指出这种语言观在解释语言现象上有其合理性，但不能以此作为思考语言本性的基础。传统的语言观并没有触及到语言的本质，“人们试图把握‘语言的本质’，但他们总是依循上述环节中的某一个别环节来制定方向……决定性的事情始终是—在此在的分析工作的基础上先把言说结构的存在论生存论整体清理出来。”这里海氏认为对语言本质的思考必须在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基础上才得以可能。而传统的语言观却遗忘了这种存在论基础，远离了语言的本质。
在对存在的追寻中。海氏发现了传统语言的局限，认为存在是传统语言根本无法言说的，一经“说”出就已不再是“存在”了。“存在”是什么?这一提问恰恰是形而上学的先导问题，因为传统语言观认为“说”总要有一个对象。这种语言观与传统哲学把认识关系归结为主客关系相一致。“存在”因此就被当作一个认识的对象而“摆”出来。但“存在”却根本不是知识的对象，也无法“摆”出来。“存在”是主客体尚未分化之前的本源性状态，因而在传统语言内无法“说”出，一经“说”出便沦为“存在者”了。在海氏那里。“存在”不能如此被“说”出，而只能自己“显示”，自己“言说”，传统语言在“存在”面前无能为力。
3.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是通过对存在问题的探讨中得以展开的。将语言与存在问题结合起来考察，使语言上升到了本体论高度，从而确立自己的语言观。
海氏的语言观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语言观：海氏的前期思想着眼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把此在之生存展开以便追问到存在之意义。因此语言问题也围绕此在的生存展开，我们可以将前期的语言观称为“生存论语言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导论中对logos做了词源学上的考察。认为传统哲学把logos解释为理性、判断、概念、含义、根据、关系以至逻辑命题，都掩盖了logos的本义。logos的本义就是话语。“话语”是此在的“一种特殊的世界式的存在方式”，是此在的展开状态的生存论环节之一，与“领会”、“现身”一样“源始”，同属“此在的生存论建构”。“把话语(Rede)道说出来即成为语言[Sprache]。”属于话语道说的基本方式是“倾听”与“沉默”。“话语同现身、领会在生存论上同样源始。”话语一出场，就显示出其较现身、领会乃至沉沦更为显要的地位，其独特之处在于话语具有分环勾连的性质，由领会、现身情态与沉沦组建而成的完整的此在展开状态通过话语得以勾连。在此，话语作为此在状态的生存论建构，对此在生存的组建作用就完整显露了出来。同时，海氏还认识到话语由于勾连生存的各个环节，因而它必具有统一作用，而在将来、曾在、当前中同进到时，话语奠基于时间性的绽出的统一性，“这样香来话语就其本身而言就是时间性的。”这样话语就被提到了与时间性同样始源的高度。
后期，海德格尔对语言问题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从存在论(而不是此在的存在论)的立场阐释语言与存在本身的联系，并非把语言简化为普通的交流工具.他认为，传统哲学和语言科学对语言的“经典”性的解释，从未通向语言的本质一本质的语言(Sage)。而本质的语言首先是存在本身的一种规定性，可以说，存在就是语言，是“源始的道说”，是“寂静之音”的降临，“一切事物由于这一降临，在其真理中。即自己的突然到来中显现。”其次。人的语言，即一般意义上的“说”是第二位的，是对存在之“寂静之音”的一种回答或响应。再次，本质的语言在诗中真正以其所是地显示出来。《走向语言之途》的出版，标志着海德格尔语言观的成熟，他不仅把存在带入了言词，而且干脆就把语言等同于存在，提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之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这是海德格尔后期语言观的核心命题。它的思想内涵主要有以下四点：首先。语言与存在相互归属，语言的真实本性与存在直接相关，存在正是在本质的语言中才得以显现和澄明：其次。存在离不开语言并由语言“给出”，存在是通过语言被给予的。即‘‘存在”是被“道说”出来的；再次，语言不仅是存在之家，也是人之原始的、本真的居所，语言是世界向人敞开的窗口，语言不仅用语词陈述交往的东西，而且把它作为某种所在的东西。引入“存在”的开放结构之中，以丰富“存在”的世界；最后，“给出”存在的语言具有两重性，即它是存在“即澄明又遮蔽的到来”。人既可以切近存在之家，也可以远离存在之家，因此，人的存在的本真性与非本真性，正是由语言的两重性所决定。
三、海德格尔“语言转向”的意义
海德格尔的“语言转向”不仅是在哲学思考方法上采用语言分析，在哲学思考内容上关注语言，更为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传统语言观，使语言自身实现转向。海氏的这种“语言转向”在哲学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意义。
第一，海德格尔的“语言转向”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文化传统。海氏从哲学运思和言说的方式上对西方哲学传统发动了一次总体性批判，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做了一次清算。古希腊哲学本体论的提问方式奠定了西方文化的理论精神，哲学家们将世界看作一个认识的对象及客体而与主体对立起来，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认识作为客体的世界，不是认识世界的表面，而是把握其本质，这种主、客对立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作为西方哲学的基本思维得以贯彻。“所有形而上学，包括其反对者实证主义，都在说柏拉图的语言。”所谓“柏拉图的语言”就是西方传统将语言当作对客观实在的描述，对思想的表达，就是一种认识论的语言。
在海氏看来。哲学的对象不是认识的对象，不是主、客体分离之后的产物，而是一种对存在的领悟，一种主、客体尚未分化的本源性状态。海氏哲学在原初的意义上是非对象性的、非表象性的，而现在所说的哲学却正是对象性、表象性意义上的。因而海氏的“语言转向”从根本上动摇了建立在对象性思维模式上的西方哲学大厦。
第二，海德格尔的“语言转向”不仅批判传统哲学，更为深刻的是他为重建西方哲学做了不懈的努力。与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拒斥哲学、逃避哲学不同，海氏以“转向”后的诗化语言重建哲学，以诗的语言去“说”“不可说”的哲学。其著作《艺术作品的本源》的问世，被伽达默尔认为是本世纪哲学史上的轰动事件。传统哲学高扬理性，造成哲学与文学的对立，在柏拉图《理想园》里哲学家为王，艺术家则没有位置，在西方哲学家的语言里很少有艺术的内容，理性主义的语言成为西方文化中惟一合法的语言，“迄今为止，艺术都被设定为与美的东西有关而与真无关”。传统真理观是一种符合论，而海氏认为，真理不像形而上学的对象性思维认为的那样，即主体与客体相符合，真理aletheia在希腊文中从来不意味着认识的某种性质、某种状态正确无误之类，它只意味着得到揭示的存在者，相应的动词alethenein则指：把存在者从掩蔽状态中取出来让人在其无蔽状态中看。因而真理在海氏那里是无蔽、开敞。是存在的澄明、显现，是存在论上的。而不再是认识论上的，从我们感性个体的本真生存状态出发，把握艺术的本质，也就把握了真理。“科学在根本上不是真理的发生，而总是在已经敞开了的真理领域里的扩充……当科学超过正确而到达真理时，这已经意味着它到达了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本质揭示，它便成为哲学。”惟有诗的语言才能使哲学可能，海氏力图以艺术的真理、涛化的语言来拯救西方哲学，来弥合西方文化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及对立。
第三，海德格尔的“语言转向”不仅“转向”早期希腊，“转向”诗化语言，又“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后期海德格尔十分欣赏中国哲学，尤其是对道家、禅学感兴趣，曾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过《道德经》。不管海氏本人如何向往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只是表面的，其运思并未完全超出西方文化的界限，但他以西方人的智慧力图摆脱西方文化传统，向东方接近，的确较之其他西方哲学家更具慧眼，从中也可看到尽管东西方文化几经碰撞，但尚未实现真正的对话与融合。
总之，无论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还是海德格尔的“语言转向”，都已成为历史，然而其影响仍在继续。海德格尔的“语言转向”及其语言观让我们反思传统，展望未来，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文化，在新的层次上实现东西方文化对话与融合提出了富有意义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周昌忠.西方现代语言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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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eidegger M.(1971)On the Way to Language[1957]，trans.PeterD Hertz,San Francisco.Ca.：Harper and Row.
[5]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M].哲学译丛，1992.
责任编辑 仝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