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17篇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后感作文600字 文学创作总是随意改变自己的态度。哭或者是笑，如今的人，对待文学的态度，通常都是喜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1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后感作文600字
文学创作总是随意改变自己的态度。哭或者是笑，如今的人，对待文学的态度，通常都是喜欢的态度。比方说，我投校报副刊一个文章个文章，里面有一段话大致是1998年九江大洪流那都是子弟兵用身体挡出来的，你去，你去当兵，那我怎么办？这在讲座里面是小资产阶级包裹，校报里，似乎也不能出现，给我删了。后来，同样是这篇文章，投给知识窗的时候，无独有偶，给我找出这句话，我当时就说，这句话不可以对吗，我改。完了说，这是最好的一句话。我当时就觉得一种落差，真的是太大了，太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不管如何，都会顺着心思改文，毕竟不会跟稿费过不去。至于敌人同盟，或者是人民，我跟他们似乎不搭架。我要做的，写的，就是自己的感受。就像是三毛写沙漠的爱情，我只是想写我自己。在那个年代，加上自己之前所说的写作对象，可以说，我是要被批斗或者是改造的，但是我在现代，那样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只要不去反革命或者是挑衅某规那么，安分守己自娱自乐，想要讴歌或者赞扬，其实并没有多大关系。讲话内容在那个硝烟散去并不漫长的年代里面起着的乃是引导和稳固思想作用，如今我们的国家强盛了，人们的思想也有了各自的繁忙，所以，那个特殊年代的态度界限，已经不是那般紧绷，或者是时刻标准，相比之下，反倒是成了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可以随意想出荟萃的文艺花园。
假设说，如今用讲座来教育作者，那么所有网站面临倒闭，杂志一半停刊。我们有的，不仅仅是爱国和乡土，我们还有科幻和言情。
不管是讲话还是过去的著作，作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过去，虽不能否认它们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但不是绝对的意义，而对待作品的态度也绝不是民主的三观。
假设说，世界期待开花，那思维就是一场雨，在这一场大雨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目的，我们需要的，就是将自己的想法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根据所需要的场合决定它正确的态度。
当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所说的态度不是没有底线的，而文艺座谈里面的态度，可以作为最好的衡量标尺，在这个和谐的文艺大花园里面，我们尽情扬起想象的船帆，写出一篇篇天马行空的佳作。
态度可以变，心不能没有正义的落脚点！
篇二：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价值
［摘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经70年了，这篇讲话不仅有力地指导了解放区的文艺创作，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关键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当代价值1942年5月，我国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受敌人封锁、战事频繁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加之文艺工作者自身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和一些错误观点。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两次出席会议并作了着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高屋建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定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文艺工作的根本原则问题，为革命文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广大文艺工作者起到了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振奋精神的强大作用。《讲话》的发表距今虽已过了70年，但它的基本精神和所揭示的文艺创作基本规律对于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一、《讲话》指明了新时期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二、《讲话》指明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毛泽东在《讲话》中引用列宁的话，强调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可以说，文艺的人民性正是党的这一核心价值取向或宗旨在文艺思想上的集中体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文艺在人民群众生活中孕育、萌生，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的不断前进而不断进步、发展。坚持文艺的人民性，也就是在文艺领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文艺作品中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要求文艺作品中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党的文艺人民性思想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内涵，也使党的人民性思想从根本上区别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文艺“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毛泽东说：“什幺是人民大众呢?
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就历史性地回答了五四以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提出的“谁是人民大众”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这就表明，人民的主体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就必须要求文艺工作者真正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去观察、去体验、去描写、去评价。这就首先要文艺家能够真正在感情上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真正地、自觉地把自己改造成人民中的一员，“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为什幺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毛泽东深深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文艺运动长期以来存在的缺点之所以产生并且难以克服，主要在于客观上没有解决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文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解决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的关键。“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是可以达成新的世界观和文艺立场的确立的。这样，文艺工作者在描写人民群众的同时方可真正做到文艺与群众的结合。当前，我们的文艺要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文化需求。三、《讲话》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继续指导着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篇三：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
史影响分析
作者：李瑞青来源：《科技创新导报》2014年第16期
李瑞青
(中共延安市委党校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1942年的5月，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70多年来，毛泽东的《讲话》）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重温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重温讲话的发表过程，思考讲话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历史的影响，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历史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6(a)-0167-02
1942年的5月2日到23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一次延安文艺工作者盛会，也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70年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精神指引下，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自觉投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创作出了一大批思想政治立场正确、内涵深刻、艺术魅力感人的优秀作品，推动了文艺事业繁荣与发展，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背景
1.1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前提
（1）从革命背景来讲，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已经3年，正是这场民族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再加上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物资等方面的封锁，这时，我们急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指导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需要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给内忧外患的人民带来战胜敌人、战胜困难的信心与勇气。
（2）从现实问题来讲，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需要及时厘清与解决。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的自由、开放、民主、平等，社会风气清明吸引了大批的文艺工作者，这些人来到延安，并从延安走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运用美术、舞蹈、音乐、戏剧等各种形式，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血祭上海》)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但同时，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群众看不懂、也不适应抗战需要的作品在延安时有发生，有的人心中瞧不上工人农民，即便是穿着农民的衣服表演，演出来人物还是说着、做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话和事。同时，文艺界长期积累的宗派主义等问题也被带到了根据地。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在各根据地具有普遍意义，是“五四”以来文艺大众化被许多人片面理解，文艺与工农结合的问题不被重视的集中体现。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切实解决。
（3）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时的延安急需要一位，既熟悉党的领导工作，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同时兼具文人气质，懂得艺术运作规律的人，把复杂的文坛统一起来。这一责
任只有毛泽东能担负起来。而且早在土地革命战争结束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研究文艺工作，到这时，他的文艺思想已经基本成形。
从政治环境来讲，整风运动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到1942年，毛泽东思想基本成熟，用之统一全党思想开始提上历史日程，这一年2月1日，以此为根本任务的整风拉开了序幕。整风对象包括各个部门的各级干部，中央领导在分工时，文艺界的整风由毛泽东负责，这是召开座谈会的直接原因。
1.2毛主席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准备
（１）现实的准备，座谈会前毛泽东约请了三四十位知名作家、艺术家谈话，在非常宽松的谈话氛围里他收集了大量的文艺方面的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文艺观点。和艾青、刘白羽他就分别有过三次深入的谈话。
（２）理论的准备，毛泽东当时委托《解放日报》社长博古翻译了苏联的一系列文艺政策以及马克思、列宁关于文艺的经典著作。座谈会期间，在《解放日报》特设“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刊出，为会议代表的讨论学习提供理论材料，配合了座谈会的召开。
1.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历程
4月27日，以毛泽东和时任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个人的名义，发出请柬。出席会议的包括中共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知名的文艺界工作者。
(1)会议的经过及《讲话》的发表
座谈会分三次召开：议题分别是：提出问题，广泛讨论，归纳总结。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座谈会、讨论会，与会者围绕文艺的立场、态度、对象、材料、生活、学习等六个问题，先后有40多人次发表意见，相互争论，畅所欲言。毛泽东作主旨讲话和最后总结，也是以平等的身份，商量探讨的语气进行的。
5月2日下午，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洋楼一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发表了主旨讲话（即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引言”部分）这次会议的气氛还有些沉闷。5月16日第二次会议，争论得就很激烈了，也很活跃。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话，没有正式讲话。争论之后，没有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了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自己来讨论解决，发扬了艺术民主。5月23日下午第三次会议，因为来的人太多，会议临时将会场移到了外面的广场上，依旧是讨论。到了晚上，在三根木椽支起架子挂悬的汽灯下，毛泽东一气讲了4个小时。也就是《讲话》的结论部分。据参加会议的姚时晓回忆，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还坐在自己窑洞前的石桌旁对讲话提纲作删改。座谈会后的5月30日，毛泽东又在延安鲁艺文学院提出了“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
(2)《讲话》的公开发表
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事先只有一个提纲。后来在记录稿的基础上和一个阶段的实践检验后，为适应当时的形势要求，深入贯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向，由毛泽东经过认真地思考、修改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并发行了单行本。
1953年4月，中共中央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第3卷收入了这一讲话，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本，它和1943年最初发表的文本相比，在篇幅、内容、文字方面进行了266处修改。
1944年、1945年，1946年讲话先后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海的《新文艺》、及香港发表，将讲话的影响扩大到了国统区，极大的促进了国统区革命文艺的的发展。1945年直到建国后，讲话先后被3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讲话也由此成为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重要理论文献。
篇四：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3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时的延安急需要一位既熟悉党的领导工作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同时兼具文人气质懂得艺的人把复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的讲话虽然针对的是文艺工科技创新导报sciencetechnologyinnovationherald167科技创新导报2014no16sciencetechnolog作但其实质是以文艺工作为核心发动的一场文化建设运动是以文艺建设为切入点探讨与解决文艺工作者如何代表中国抗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也即新民主主义文化前进方向问题
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
史影响分析
作者：李瑞青来源：《科技创新导报》2014年第16期
李瑞青
(中共延安市委党校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1942年的5月，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70多年来，毛泽东的《讲话》）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重温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重温讲话的发表过程，思考讲话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历史的影响，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历史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6(a)-0167-02
1942年的5月2日到23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一次延安文艺工作者盛会，也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70年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精神指引下，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自觉投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创作出了一大批思想政治立场正确、内涵深刻、艺术魅力感人的优秀作品，推动了文艺事业繁荣与发展，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背景
1.1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前提
（1）从革命背景来讲，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已经3年，正是这场民族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再加上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物资等方面的封锁，这时，我们急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指导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需要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给内忧外患的人民带来战胜敌人、战胜困难的信心与勇气。
（2）从现实问题来讲，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需要及时厘清与解决。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的自由、开放、民主、平等，社会风气清明吸引了大批的文艺工作者，这些人来到延安，并从延安走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运用美术、舞蹈、音乐、戏剧等各种形式，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血祭上海》)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但同时，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群众看不懂、也不适应抗战需要的作品在延安时有发生，有的人心中瞧不上工人农民，即便是穿着农民的衣服表演，演出来人物还是说着、做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话和事。同时，文艺界长期积累的宗派主义等问题也被带到了根据地。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在各根据地具有普遍意义，是“五四”以来文艺大众化被许多人片面理解，文艺与工农结合的问题不被重视的集中体现。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切实解决。
（3）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时的延安急需要一位，既熟悉党的领导工作，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同时兼具文人气质，懂得艺术运作规律的人，把复杂的文坛统一起来。这一责
任只有毛泽东能担负起来。而且早在土地革命战争结束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研究文艺工作，到这时，他的文艺思想已经基本成形。
从政治环境来讲，整风运动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到1942年，毛泽东思想基本成熟，用之统一全党思想开始提上历史日程，这一年2月1日，以此为根本任务的整风拉开了序幕。整风对象包括各个部门的各级干部，中央领导在分工时，文艺界的整风由毛泽东负责，这是召开座谈会的直接原因。
1.2毛主席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准备
（１）现实的准备，座谈会前毛泽东约请了三四十位知名作家、艺术家谈话，在非常宽松的谈话氛围里他收集了大量的文艺方面的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文艺观点。和艾青、刘白羽他就分别有过三次深入的谈话。
（２）理论的准备，毛泽东当时委托《解放日报》社长博古翻译了苏联的一系列文艺政策以及马克思、列宁关于文艺的经典著作。座谈会期间，在《解放日报》特设“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刊出，为会议代表的讨论学习提供理论材料，配合了座谈会的召开。
1.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历程
4月27日，以毛泽东和时任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个人的名义，发出请柬。出席会议的包括中共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知名的文艺界工作者。
(1)会议的经过及《讲话》的发表
座谈会分三次召开：议题分别是：提出问题，广泛讨论，归纳总结。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座谈会、讨论会，与会者围绕文艺的立场、态度、对象、材料、生活、学习等六个问题，先后有40多人次发表意见，相互争论，畅所欲言。毛泽东作主旨讲话和最后总结，也是以平等的身份，商量探讨的语气进行的。
5月2日下午，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洋楼一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发表了主旨讲话（即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引言”部分）这次会议的气氛还有些沉闷。5月16日第二次会议，争论得就很激烈了，也很活跃。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话，没有正式讲话。争论之后，没有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了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自己来讨论解决，发扬了艺术民主。5月23日下午第三次会议，因为来的人太多，会议临时将会场移到了外面的广场上，依旧是讨论。到了晚上，在三根木椽支起架子挂悬的汽灯下，毛泽东一气讲了4个小时。也就是《讲话》的结论部分。据参加会议的姚时晓回忆，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还坐在自己窑洞前的石桌旁对讲话提纲作删改。座谈会后的5月30日，毛泽东又在延安鲁艺文学院提出了“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
(2)《讲话》的公开发表
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事先只有一个提纲。后来在记录稿的基础上和一个阶段的实践检验后，为适应当时的形势要求，深入贯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向，由毛泽东经过认真地思考、修改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并发行了单行本。
1953年4月，中共中央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第3卷收入了这一讲话，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本，它和1943年最初发表的文本相比，在篇幅、内容、文字方面进行了266处修改。
1944年、1945年，1946年讲话先后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海的《新文艺》、及香港发表，将讲话的影响扩大到了国统区，极大的促进了国统区革命文艺的的发展。1945年直到建国后，讲话先后被3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讲话也由此成为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重要理论文献。
讲话共计19000余字，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语言通俗易懂，举例生动风趣，论述由浅入深，深刻蕴含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是理论从实际中来，又在实际中指导实践的一个典范。
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的《讲话》虽然针对的是文艺工作，但其实质是以文艺工作为核心发动的一场文化建设运动，是以文艺建设为切入点，探讨与解决文艺工作者如何代表中国抗战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也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运用了用先进的文艺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方式，取得了超越文化领域的伟大收获。
(1)开创了延安文艺时代。讲话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们党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对那些最个性张扬、特立独行、自由散漫的文化人进行了思想改造，使其真正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文艺战士，并由这些战士影响了更广泛的工农兵群体和人民大众，从而提高了革命队伍的绝对执行力和战斗力。讲话吹响了我们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号角。
在讲话思想的指导下，在整风、及大生产运动的大背景下，“文抗”、“鲁艺”的作家、艺术家们下农村，进工厂，到军营，投身大生产运动。
紧接着，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以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新的人物、新的生活，在世人面前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令黑暗的旧中国耳目一新。在40年代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用文艺统一了思想，唤起了民众的力量。从而使文艺成为与敌人作战的又个一战场。对抗日战争以至整个民族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核心内容的党的先进文化思想，就这样统一了当时的文艺界并带来了文艺界的大繁荣乃至整个国家面貌的新变化。也给我们展示了先进文化的伟大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讲话的基础上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认识更全面，更科学，也更符合发展了的中国国情。再次用党的先进文化思想解决了国人思想上的困惑，统领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同样，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存在先进文化的建设问题。在四大危险与四大考验的执政背景下，我们在文化建设当中遇到了不少新的问题，腐败文化盛行，社会道德滑坡，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如何站在历史的视角，用战略的眼光来分析中国的现实国情与世界环境，认清找准什么样的文化才是今天的先进文化，我们党要怎么做才能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即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应该走怎样的一条道路，以及如何用先进的文化思想凝聚人心，正确的文化指导方针引导人心的问题，如何保持理性的思维，克服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偏颇甚至是错误，是当前党也包括我们大家应当认真思考面对解决的问题。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文化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才会在先进文化的引导下实现我们的党长期执政，我们的国家也才有长远的未来。
(2)指导中国文艺革命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讲话》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此后解放区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工作中成为了纲领性文件，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直至今天其对于我们的文艺工作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提出的一些观点对我们如何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对于不断克服文艺工作中的不良倾向，应对各种腐朽文化的冲击，以及我们研究问题等方面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讲话发表的过程可以看出，一个伟大的理论的形成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列宁的文艺理论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的大量的调查研究、与文艺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结合当时中国革命实际和延安文艺最具体的实际，在实践中又进行检验与修正，才形成了科学的、经受住了实践与历史考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伟大的文艺理论，才成就了指导中国文艺革命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一理论，又是集体智慧结晶的一个典范。还有座谈会中自始至终洋溢的开放、民主、开放的研讨风气，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我们的国家在出台制定政策制度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秉持这样严谨的态度？我们的党员干部是不是能沉下身子安下心扎扎实实的做调查研究？我们组织的会议与活动可不可以也持这样的一种开放平等的心态？我们从一些形式上打破常规，对于会风甚至于党内的一些风气是不是会有积极影响呢？
《讲话》的社会历史影响。放在整个中国文化的进程中来看，在此之前，中国社会治理结构是“道统”、“文统”和“政统”三统分立、相互制约的，从这个会议开始实现了“道统”、“文统”归并于“政统”。在当时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直接的组织保障和思想保障，这是中国的革命实践的必然。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今天我们可以齐心协力地办大事，我国的政治结构，社会治理结构具有非常强大的效率，跟它直接相关，我们的国家也已经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深厚的文化基础。现在，我们的这种政治体制、社会管理结构、文化体制已经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近些年来取得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与此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今天搞改革，要站在我们国家的文化基础之上。要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探寻适合我国文化基础的改革方式，要在继承基础上加以创新，否则就会出现南桔北枳的现象。我们国家现在在改革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还很尖锐。遇到问题不可怕，关键是对于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能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我们应该做的是在正视存在的问题的同时，明确改革思路，继续发扬这一制度的优点，着力克服这种体制内中存在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出版，1991.
[２]
张明胜,郭林.延安文艺与先进文化建设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3]张志忠.政与文,权与经流与变——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断想[J].文艺争鸣,2012(5).
[4]刘淑梅.中共早期文艺理念的路径依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继承性[J].柳州师专学报,2011(2).
[5]李振.外在指向与思想内核的错位——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的性别意识困境及其文学创作[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篇五：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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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经典阅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感
毛云龙2017201014
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的要求，近些天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了重温阅读，虽已过去了75年，再读这篇对新中国文艺事业影响深远的文章，仍感觉受益良多。有些经验和理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沉积，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正如同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文化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正确的处理这个问题将会使得文化工作和革命工作良好的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共同进步，那么反之，二者的脱离、分裂会造成文化工作如同脱缰的野马无法得到控制；革命工作如同失去润滑油的机器而无法正常运转。
那么何为艺术呢？艺术可以是宏观概念也可以是个体现象，通过捕捉与挖掘、感受与分析、整合与运用（形体的组合过程、生物的生命过程、故事的发展过程）通过感受（看、听、嗅、触碰）得到的形式展示出来的阶段性结果。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是建立在一定的阶级基础之上的，对于我们来说，即是要服务于无产阶级的。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首先在会议中提出了目前革命工作和文化工作中存在的大问题，即文化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剥离，随后又从细微的角度列出了哪些问题会导致这个大问题的产生。在随后的会议总结中，毛泽东又由浅及深，由小到大的总结了在根本上出现的问题并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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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相应解决方法。这次会议过后，新中国的文化工作面貌和革命工作面貌都有了新的改变并不断结合，为党和根据地的建设谱写了新的篇章，为新中国文化工作和革命工作的相辅相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文艺是牵动人心，能给予人巨大能量的一剂强心针。在大敌当头的当时，全中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和灾难。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扛起全民抗战的大旗，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一曲《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军民注入了一股热血，无数的抗日英雄们前赴后继，为保卫国家洒下了鲜血，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关键时刻，抗日将领们的阵前演讲总能让战士们热血沸腾，决不退缩。由此可见，文化艺术对于革命工作的作用是巨大的。
既然艺术对于革命工作的作用如此之大，那么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我们的革命对象是谁，革命的领导者，跟随者又是谁。只有搞清楚了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的艺术工作才能有目标的开展并起到助力的作用。那么对于我们的革命来说，首先可以明确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跟随者是最广大的人民，即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那么革命的对象是谁呢？自然是地主阶级，侵略者和大资产阶级。这个根本的问题搞清楚了，那么的我们的艺术工作自然就要与我们的革命者们相结合，这就需要艺术工作者们了解我们的革命者们并在他们的文化基础上不断深化、升华，总结并创造出能够深入人心的艺术作品。
然而，在当时，很多艺术工作者，甚至毛泽东都承认曾经认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脏的，有很多的缺点，他们不愿意扑下身子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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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他们，研究他们。但是正如文中所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不断对我们的同志们的文化艺术进入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并总结升华，“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而后来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无一不证明毛泽东的先知先觉，只有为我们社会主义、为我们的人民服务的文化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
文中另一个亮点就是毛泽东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对当时的艺术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分析和讨论——即对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了分析阐明。第一点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对人民和人民的对立面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第二点是如何去服务，即提高还是普及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毛泽东强调“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并提出：“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又提出：“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在这个部分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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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他还提到了较为敏感的功利问题，他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他毫不避讳的从相对的角度提出所有人，所有阶级都是有功利主义的，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者，所以我们的文化就是要适应于我们的阶级，我们的社会主义。第三点是党的整个工作和党的文艺工作的问题以及党和非党的文艺工作问题，他认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同时，我们党的文艺工作应当同其它抗日阶级采取既联合，又批评的方法进行团结；第四点问题是文艺工作的批评问题，即批评的标准问题。首先他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他认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接着，他又对文艺的歌颂和暴露进行了讨论，认为文艺工作者应当用相对、辩证的眼光去看待歌颂和暴露的问题，这二者并没有绝对的好和坏，黑和白之分；总结中的第五点是针对文艺工作者们的思想作风问题的提出和分析，他认为“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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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迟疑”，“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只有不断的适应新的现实问题，不断与面对的人民群众相结合，与变化的时代相结合，艺术工作才能不断推进，才能正确作用于革命和发展。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７０周年座谈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７０年来，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自觉投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正确政治立场、深刻思想内涵、感人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推动文艺事业健康发展，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胡锦涛强调，７０年的历史充分表明，《讲话》始终闪耀着伟大的真理光芒，《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终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胡锦涛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重温《讲话》精神，按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切实尊重文艺规律，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更加自觉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人民奉献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精品力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有70多年历史的讲话对于我们在现在的社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我认为，首先，虽然时代改变了，但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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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变，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方法仍然是适用的。如今的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文化自由度也越来越高，用辩证的眼光来看，这个现象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很容易看出：人们的思想更加活泛，更加自由，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有趣，生动，同时能了解到更多的东西；那么另一面呢，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和危险思想也不断涌现，成为我们当下和谐社会的一个隐患。因此，我们如何正确面对这些言论与思想，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而正确的思考就成为了必须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党员同志们的思想问题更是需要注意；其次，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工作者们要到群众中去的思想也仍然适用于如今的党群关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紧紧围绕群众，真正的团结群众。这样才能使我们党永葆青春，永远朝气蓬勃。
今天，我们重温70年前的《讲话》，就是要准确理解和把握《讲话》的精神实质，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讲话》的基本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使文化积极反映人民心声并深入人民内心，使文化事业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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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引言（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1]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拼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
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
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
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硫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出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出造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
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矾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结论（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
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容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工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一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3]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
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4]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
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他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
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5]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二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
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认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
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拙，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6]。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
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7]，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8]，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止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止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
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于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
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共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9]，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下和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三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0]。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臵，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
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
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四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这里所说的好环，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
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
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
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
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看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
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
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五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
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他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同说：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11]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
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12]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13]，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4]，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注释[1]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注[6]。[2]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劲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3]梁实秋（一九○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任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三见
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95一212页）[4]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5]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6]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7]‚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8]‚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国语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9]‚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
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10]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11]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臵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12]见本书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3]。[13]法捷耶夫（一九○一——一九五六），苏联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内容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苏联远东滨海边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曾由鲁迅译为汉文。[14]见鲁迅《集外集〃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篇七：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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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
作者：王勇来源：《神州·下旬刊》2019年第08期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座谈会。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引言》，5月23日第三次大会上，毛泽东做了《结论》，《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它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讲话》的历史地位
一、确立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方针，推动了解放区文艺工作蓬勃发展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按照《讲话》精神，他们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坚持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文艺活动，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比如大型新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1943年春节开始的延安新秧歌、秧歌剧运动，涌现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平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优秀作品。
二、扩大了党在国统区、沦陷区进步文艺工作者中的影响
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以摘录和摘要形式刊登《讲话》主要内容。4月，郭沫若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介绍、学习《讲话》精神，并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上海、香港等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讲话》将会对自己的创作思想产生指导作用。
三、奠定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基础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讲话》精神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艺术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确定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江泽民同志强调，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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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了解
1945年12月《讲话》发行朝鲜文本。随后日本、法国、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东欧其他国家和越南、瑞典、芬兰、印尼、古巴等国相继翻译出版《讲话》。美国、英国出版发行《讲话》英译本，意大利出版发行意大利文《讲话》单行本。70多年来，《讲话》成为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著作之一。
《讲话》的现实意义
一、“一切人”与“一切材料”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观
《讲话》的最大意义是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观，这个以人民为根本的文艺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方向。这一点是我们今天的文艺事业仍然必须坚持的最根本的原则。这既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文艺的规律决定了只有最广泛地占有对人和生活的了解，才能带来艺术创造的巨大空间与丰富可能。今天的文艺要建设先进性、重视群众性，需要更加全面地贯彻“一切人”、“一切材料”的群众观点。全面认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范畴的新变化，让文艺全面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诉求和进步社会理想，有助于增强社会的民主团结。全面贯彻“一切人”、“一切材料”的思想，也有利于文化建设在开放环境中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精神财富，有利于文艺的创造活力，防止文化观上的片面与偏激。
二、认清发展阶段，求真务实的精神
《讲话》突出体现了求真务实的态度。文艺面向人民群众，不仅使人民受惠，也使文艺受益。优秀作品和艺术成就，只有在与人民的密切关系中才能产生。文艺家不仅应该在艺术上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关系，而且应该在社会生活、在精神上代言人民。今天看来，我们的文艺在这方面还有很大距离。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需求、超越阶段的文化，总会伴随着千篇一律，伴随着粗制滥造，从根本上也会伤害国家、伤害文化、失去民心”。文艺坚持“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多样并存，科学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活跃文化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下社会现实审美的客观要求。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
《讲话》指出，文艺工作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应该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最重要的是文藝家要掌握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既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方向上坚定不移，又在坚持文艺自身规律上保持清醒头脑。文艺坚持实事求是、写真实，不仅是勇气的问题，也是艺术良知的问题;不仅是能否正确对待金钱、名利、荣辱进退的问题，也是科学的艺术观念问题。现在有些创作生产存在脱离实际生活、价值观错位、回避矛盾、讲空话套话、为名利牺牲精神、低俗化的倾向;有的在观念上表现出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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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把艺术的歌颂与批判、继承与创新、精神与形象、崇高与滑稽对立起来，造成违背规律的片面性，失去艺术的真实的魅力和信誉，都需要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提高。
篇八：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试论《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现实意义
是什么原因使《讲话》具有如此的魅力？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它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确确实实地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艺观用活了、发展了。《讲话》的意义，已超出文艺的范围，它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讲话》虽说是当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文献，但它对一系列问题的阐释已成为我们党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座丰碑。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①。此时此刻，我们学习《讲话》，纪念《讲话》，应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应当如何理解《讲话》的现实价值这里，之所以先谈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有些人认为《讲话》的精神和思想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已经“过时”了。所谓“过时”的说法，就是指它现在“没有用”或“用处不大”了。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我国文化和文艺领域诚然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各种思想观念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和剧烈，但是，
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说得好：“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①。七十年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讲话》在思想文化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比巨大的。
说到《讲话》的现实价值，我认为至少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其一，《讲话》提出的“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②这一思想，依然是我国文艺和文化方针的坚实基础。《讲话》主张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发展道路依然具有指导和引领的作用。《讲话》指出，“为什么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②。这一见解，对我国现实的文艺状况也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讲话》彻底颠覆了旧有的文学法则和书写经验，以其鲜明的姿态和指向，形成了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文学观念和美学原则，其中强烈的底层关怀和底层叙事意识，至今仍是一个号角和昭示。其二，《讲话》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点，是我们追求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榜样。《讲话》主张：“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②我们党始终号召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讲话》可谓这方面杰出的楷模。《讲话》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道路，这对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的价值是不可限量的。
其三，《讲话》所形成的文艺理论系统，有许多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创造性阐释，它使得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现代中国的文艺观念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贯彻，使得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性得到极为有力的发挥。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③。《讲话》可以说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十分突出，它在文艺观念和思想方法上实现的变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讲话》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学者梅·所罗门曾这样讲道：“毛泽东在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大众化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这一过程相关联的，就是要求运用艺术中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因素，通过群众的朴实的表达方式和他们自己喜闻乐见的形象，来打开联系群众的渠道。”④这位论者谈到文艺的“大众化”、“民族性”、“人民性”、“现实主义”以及“打开联系群众的渠道”等观念，无疑触及到了《讲话》理论的核心。德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西格斯曾深有感触地说：“谁要是慢慢地、彻底地读一遍这个《讲话》，一定会发现以前所不知道的、但希望知道的许多问题。谁要是把它读了两三遍，就会得到所有问题的正确的解答。”⑤英国著名学者戴维·莱恩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
论》一书中，认为“毛泽东也描述了艺术作品生产过程的一种模式，用普通的词语论及了它的原料和创作手段”⑥。他还说：“延安《讲话》也被证明具有一种生产力，一种不是提供现成的思想，而是激发读者思想的能力。”⑥上世纪80年代，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译本，译者为该书撰写了长达43页的“导言”，并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第一个把读者对象问题提到文学创作重要地位的人”，其许多论述都高于他的西方批评者，也高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⑤上述这些国外学者的意见，对我们理解《讲话》的现实意义还是深有启发的。
二、应该怎样看待《讲话》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同如何看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是相一致的。我认为，认识《讲话》的历史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谱系当中去考察。《讲话》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进行文学理论活动的，其创造性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结合中生发出来的。不妨用一个比喻性说法：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那么，毛泽东文艺思想无疑是这条河床中水面最为宽广、流量最为宏大的一段。⑦只要研究过近一百七十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对比一下以《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同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方面的贡献，不难得出这一结论。从宏观上讲，毛泽东一生对文艺问题关注的持久和深入，涉
及面的广泛与博大，著述和言论的数量之多，内容更具新时代人民文艺运动经验总结的特点，并善于把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同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结合起来，本身又是杰出的诗人，有着丰富的文学创作实践经验，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是极为罕见的。荷兰著名学者、美学家佛克马就曾经针对《讲话》等文献说过：毛泽东在战争年代那样紧张复杂的工作条件下来抓文艺理论，说明他十分重视文艺。并且说道：“在西方，还很难找到一位政治家对文艺有如此高的期望。”⑤
篇九：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启示
[摘要]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重温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之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理解其形成的时代背景，把握其基本思想，对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意义重大。
[关键词]文艺批评标准理论与实践统一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对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我们通过重温《讲话》经典，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对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实践需要和文艺发展规律双重视角重新审视《讲话》的历史背景
从时代背景看，新民主主义革命迫切需要文化战线上的有力支持。到1942年，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已经进行了5年，中日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在敌人的进攻之下，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倾向在加重，对人民的革命要求进行压制，阶级矛盾也进一步加剧。为了鼓舞抗战军民斗志，加强团结，反对分裂，不仅需要军事上的胜利，而且需要文化上的大发展。
从革命文艺自身发展状况来看，革命文艺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战线，主要是资产阶级新
文化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五四运动之后的文化战线，无产阶级文化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等文化艺术领域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和革命战争完全结合起来，没有摆正革命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位置，以致没有能够很好地服务于革命事业。
二、从整体上准确把握《讲话》的基本思想
《讲话》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创造性地解决中国文艺运动的矛盾问题，内容非常丰富，其基本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新确立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文艺路线——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立场问题。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应该为最广大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似乎已不成其为问题，其实不然。毛泽东认为，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坚持这一文艺路线，在实际行动上背离了为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服务的立场。表现在文艺创作中，要求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文艺要为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最广大人民服务，就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十分广大的国家，延安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非常浓厚，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关注和表现的也主要集中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他们的立场也就往往站在小资产阶级上，对于工农兵群众的缺点冷嘲热讽，结果是不能引导和教育群众。《讲话》批判了这一错误倾向，重新确立了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
4.阐述文艺是从属于政治——解决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一部分作家存在不同的认识，文艺座谈会第一次开会，就这个问题
讨论很激烈。在这方面，萧军是一个典型，自1938年到延安，他就表示不同意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萧军第一个讲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2]P54因此，毛泽东在《讲话》中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文艺从属于政治，同时也对政治产生极大的反作用，没有脱离政治的艺术，没有超阶级的艺术。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党的文艺工作服务于党的整个革命事业，这就有力地驳斥了艺术完全独立于政治的主张。由此，毛泽东也提出了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在抗日、民主、创作风格上与非党文艺界人士团结合作，并进行必要的斗争，以解决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
三、《讲话》的现实启示
《讲话》捍卫了文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了当时延安和各根据地流行的错误文艺理论，为文艺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对新形势下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领域也处在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当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借助网络、影视、报刊、经贸往来等多种途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及一些具体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社会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价值观和社会思潮有相当市场，文化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日益盛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终结论、淡化论时有浮现。
“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舆论引导能力需要提高，网络建设和管理亟待加强和改进；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力度需要加大”[3]，等等。
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而形成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的内部原因，也有国际敌对势力长期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进攻和文化渗透的外部原因；既有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干扰，也有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能遵循文化发展规律、还不够科学所导致。面对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坚持为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造出反映波澜壮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伟大作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风尚，满足人们快速发展的精神文化需要。
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这是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当代中国，就是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历史上一切进步的文化创作生产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创作方向反映着文化创作生产的根本立场，决定着作品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人民大众的文化。而要真正坚持“二为”方向，就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允许多种表现手法、多种艺术风格和流派存在和发展，满足社会各个群体阶层的不同需要。针对价值观多元化、社会思潮多样化、社会心理多变化，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的多元性、多样性、多变性特征的整体态势，一方面我们必须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采取理性、开放、包容的态度，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整合各种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消费文化、新媒体文化，在尊重社会思潮的差异性和合理性基础上整合各种社会思潮，形成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社会思潮多样并存的格局；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在文化领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抵制和批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各种腐朽文化。“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说理的方法”[5]P231，用先进文化占领思想文化高地。
2.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着力提高创新能力
重读和学习《讲话》，我们应当学习的不仅仅是它的具体结论，更应该学习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照搬照抄马克思的字句。《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之作，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部生动的教材。它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也正如《讲话》中所说，“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1]P858。
3.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文化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主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利用其在生产领域的统治地位，采取各种手段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控制，使其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也不例外。所以工人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必须认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虚假性，不但进行经济和政
治斗争，而且进行文化斗争。列宁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强调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反对工人运动的经济主义倾向，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自发的工人运动只会产生工联主义，提出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由于俄国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列宁更是强调要进行文化革命，确保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因为“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6]P326—327。巩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在革命战争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领导人民展开不屈不挠的全方位斗争，不但在军事上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在文化上强调党的文化领导权。新民主主义，“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4]P698。正如《讲话》中所说，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军队，然而单靠军队是不够的，还要一支文化军队，党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强文化领导权。时至今日，党在文化领导权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础上、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过程中文化建设实践探索的基本结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丰富和深化，鲜明回答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迈进”这个带有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三贴近原则，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坚持这一道路，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是必然要
求。为此，我们一要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应对西方意识形态进攻和国际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二要正视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阶层分化，积极稳妥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打牢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的物质利益基础，增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三要积极顺应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背景下文化发展规律，不断改进舆论引导机制，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发展现代传媒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增强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四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管理体制，大力培养造就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高素质文艺人才队伍；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使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做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繁荣发展社会科学，培养造就包括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学者在内的思想文化队伍，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从而形成文艺人才队伍、党员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三合一的人才格局，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篇十：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作者：刘春兰杨哲
作者机构：沈阳建筑大学,辽宁沈阳110000
出版物刊名：党史博采：理论版
页码：13-13页
年卷期：2015年第7期
主题词：毛泽东《讲话》历史意义当代价值
摘要：本文通过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背景的分析和对其主要思想的解读,从文艺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方面客观地阐述了《讲话》的历史意义,并结合当代文艺发展的前提、依据和标准方面分析了《讲话》精神的当代价值。
篇十一：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P> 《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读后心得怎么写《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读后心得怎么写
在延安整风运动这个大背景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应运而生。这是一部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经典文献。《讲话》中关于文艺工作的理论是建立在政治的基础上，它的“试图解决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有条件推进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历史阶段，应当如何领导文艺工作，怎样才能创造出适合本阶级要求的新型的文艺。”论断，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深入到火热的工作中去。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整风运动，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
时至今日，作为80后的我们再阅读七十年前的.《讲话》中，并不会觉得其十分陌生和空洞，而且仍然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讲话》虽然是站在以一个政治家角度出发，他没有从真正的意义上来探讨文学本身，但是却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番讲话对于当时的文艺工作也有一定的指导和导向的作用，对于今天一些问题的解决也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公路宣传报道写作上也有很大的启发。
翻开中国文学史，可以看到在《讲话》发表的影响下，这一时期解放区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浓厚氛围，产出了一篇根植人民群众土壤，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文学作品。例如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就是《讲话》影响之下的产生的。作品用细腻的手法刻画出一个个反映出当时解放区乡村生活，没有经历，不会刻画出那么朴实的语言，没有生活，不会描写出那么淳朴的气息。正是有了《讲话》为指导，才出现了这样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的文化繁荣景象。时下，作为公路人，始终秉承无私奉献的精神，立足岗位，以吃苦耐劳、
艰苦奋斗的状态，将青春化为汗水，用手中的铁锹铺出条条康庄大道;将足迹化为文字，在辖区公路上抒写下一座座里程碑。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讲话》字里行间透漏着领袖的睿智，在细细品读中，让我们感受颇多，受益匪浅;重温经典作品中，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经历洗礼。让我深深的感到风雨中走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带领人民群众从富裕走向富强，实现伟大民族的复兴。
篇十二：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P>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三重经典意义【内容提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经典之一。其经典性或经典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讲话》在确认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观念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革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文艺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二，《讲话》从实践层面上确立了党的文艺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不仅在当时统一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国进步文艺界的认识，为进步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对此后70年来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最权威性的影响，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文艺事业、指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法典，新时期以来党在文艺工作方面一系列新的提法和观念是对《讲话》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其三，《讲话》的经典性还表现在，它的产生本身典型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即理论与实际或现实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当代的文艺理论研究来说，如何富有成效地实践这个方法论原则，依然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而《讲话》则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光辉范例。
【关键词】毛泽东《讲话》经典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不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
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为核心的理论文献，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经典之一，对此，国内学界一般是无人否定的。然而，《讲话》的经典性或者说经典意义究竟何在呢？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未被深究过的问题，即使对那些对此有所思考的人来说，给出的答案也是各不相同的，不能使我们形成一个清晰明了的认识。在《讲话》发表70年后的今天，为了中国当代文艺更加健康繁荣的发展，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具时代特质的理论创新，认真思考并深入研讨《讲话》的经典意义，无疑是一项富有价值的工作，同时这种思考和研讨也是对于《讲话》的最好纪念。
一
作为一个理论文本，《讲话》的经典意义首先体现在文艺基本问题的理论创新方面。其理论创新，概而言之，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确认文艺的观念形态即意识形态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观念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革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文艺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中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创作中源与流的关系、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的关系，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以及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等等，作了丰富多面的阐发。
文艺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生活之上，反映并作用于社会生活的社会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一观点自上世纪20年代后期伴随着革命文艺的兴起而逐渐地传入中国并被左翼文艺界所接受。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泽东首次明确地讲到：“一定的文
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663～664；“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694。在《讲话》里，毛泽东又将对文化性质的一般性认识具体延伸到文艺领域，强调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2]860这两段引文中的“观念形态”均为“意识形态”的另一种中文译法。对文艺基本性质的这一确认，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和文艺观念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不仅在当时结束了《讲话》中所批评的抽象“人性论”“人类之爱”或等唯心论文艺观对进步作家文艺创作的干扰和侵袭，从基本文艺观念上统一了左翼文艺家的头脑，而且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广理论内涵。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既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自然就有一个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而社会生活的创造主体是人民大众，因而也就存在一个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社会生活的进程中包含着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因素、革命力量及其革命活动，也包含着这些因素、力量与活动的反面以及与正反力量利益争斗相关的政治问题，由此便有了文艺与革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可见，《讲话》的理论论述是有其内在思想逻辑的。
应该说，以上三个方面的文艺基本理论问题，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中均已提出过，并有所阐发，《讲话》的经典性，不仅在于一般性地再次提出和强调了这些问题，更在于其论述处处闪烁着基于新的时代境遇和艺术体认的思想智慧。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讲话》依据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理论，一方面阐明了作为生活之反映的文艺对于被反映的社会生活的依赖关系，强调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2]860，不能用对古人和外国人过去的优秀文艺遗产的继承和借鉴替代自己基于生活源泉基础上的文艺创造，这种继承和借鉴虽然也很有益，但却不是源而是流，不能以
流代源；另一方面又指出文艺对生活的反映是能动的反映，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比起现实生活中的美来，文艺属于更高的审美形态，“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2]861。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毛泽东视之为“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并明确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853就“为群众的问题”而言，《讲话》基于当时的形势，鲜明地提出了革命文艺应该为中华民族的最广大部分，也就是为包括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主张。鉴于工农兵的历史地位和革命性质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自身弱点和局限，毛泽东一方面强调革命文艺的中心必须放在工农兵身上，“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2]863，另一方面基于当时多数作家熟悉小资产阶级而不熟悉工农兵生活的具体情况，要求作家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逐渐地转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从而创造出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来。而关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着重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他针对左翼文学运动兴起之后关于文艺“大众化”讨论中以及在延安的文艺运动中有些同志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而不适当地太过强调了提高的偏向，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人民群众第一步的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但是普及与提高又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应该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把“向工农兵普及”与“从工农兵提高”两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而关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讲话》主要是从文艺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革命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一理论和实践前提出发，论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强调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认为“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2]866；二是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
于政治的主张，“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指出但又翻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2]866，反对将政治与艺术分离开来的二元论或多元论，认为基于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的革命文艺能够做到文艺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完全一致，并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文艺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2]869～870。《讲话》对以上各方面理论问题的论述和阐发，其系统集中和深刻辩证的程度是此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文本未曾有过的。尤其是其中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思想，可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建构起了以人民为本位的艺术接受观，不仅时间上比此后在西方兴起的接受美学理论要早，在内容上比起将读者虚拟化的西方接受美学来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这里，需要特别对《讲话》里文艺与革命、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有关主张和论述做一点辩说。进步的文艺应该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革命政治服务，这是从马克思到列宁的经典文论家一贯的主张，在民族抗战正处于最艰难时期的1942年，作为当时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代表党中央宣讲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毛泽东申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不仅在理论上是顺理成章的，就其现实语境而言，也是有其具体的针对性和迫切的现实需要性的。就当时的形势和毛泽东的身份来说，他不讲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而大讲艺术独立、艺术至上，或同意有些作家所主张的艺术与政治并行，甚至是艺术与抗战无关论，反倒是匪夷所思的。而且，尽管毛泽东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之类的提法在表述上不甚科学，但他绝不轻视艺术性，如上所述他是主张政治与艺术的统一论而反对政治与艺术相分离的二元论或多元论的。在提出自己的统一论要求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
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2]870在1942年5月28日中央学习组会上所作报告中，毛泽东再次谈到了延安文艺界在思想倾向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之后，又特别指出：“现在强调革命性，就把文学艺术的革命性所需要的艺术形态也不要了，这又是一种偏向„„没有艺术性，那就不叫做文学，不叫做艺术。„„不注重艺术形式的问题，只注重作品的政治内容，这就把艺术与其他东西的区别取消了。说艺术无需乎带有什么特殊性，它在革命工作中也不是特殊部门，这种看法同样是一种偏向。”[3]428～429因此，在反思《讲话》中有关艺术与政治关系的论说时，应该秉持一种历史地理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以往的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上走入极端，发生了以政治代替文艺，甚至把文艺当成政治斗争工具的种种情况，给文艺事业造成伤害甚至灾难，这不能说与毛泽东关于政治标准第一的论断和论说毫无关系，为避免历史的错误重演，对此加以反思和矫正，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替代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论断和口号，是极有必要的。但像有人那样在反思毛泽东文艺思想时硬要说毛泽东以政治取代审美、不讲艺术性，则是不很公允的。同时，将这种反思引向完全否定和取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艺术与政治全然无关，这在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仍然存在着政治、有时是激烈利益冲突的政治斗争的当代语境下，也是有违事实的。今天，规定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本身就包含着政治上的要求，对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家来说，思想深处里政治这根弦依然是不可以完全放松的，对政治问题的敏感，保持政治立场的正确性，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和评判社会与人生，依然是优秀的文艺家和文艺作品应须具备的一种可贵品质。放眼世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绝大多数论者，甚至许多其他西方学者，都是极为关注艺术与政治关系问题的。
二
《讲话》对一系列基本文艺理论问题的深刻阐发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与拓展，而且从实践层面上确立了党的文艺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对此后70年来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最具权威性的重大影响，这是《讲话》经典性的另一个重要体现。
《讲话》在实践层面上的指导意义首先表现在统一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国进步文艺界的认识，为当时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上半叶，尽管中国文艺界也先后发生了革命文学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有过关于文艺的阶级性和文艺的大众化等等问题的论战和讨论，但那基本上都是发生于国民党统治区，处于弱小和被围剿之中的解放区首要考虑的还是如何壮大自己的武装队伍以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对“武”的重视远远大于、多于对“文”的关切，诚如毛泽东1936年11月22日在延安保安县(现名志丹县)召开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演中所指出的：“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我们过去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4]3虽然在这次讲演中，毛泽东说是“要文武双全”，并且在此后的一些报告、电报、题词中就文艺工作发表了一些重要主张和意见，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有关问题，提出并阐述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新文化建设方略，但是直到《讲话》之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一个系统、权威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萧军在听取了毛泽东5月2日的讲话之后于6日所写的《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一文中，曾就边区党的文艺工作提出了多条建议，其中即有这样两条：“由党或行政方面对各方加以解释，使知道：作家的任务，他们对革命的用处，他们的特殊性”；“可能时应
制定一种‘文艺政策’，大致规定共产党目前文艺方向，以及和其他党派作家的明确关系”[5]331。这说明在延安进步文艺界的心目中，当时我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并不明了。座谈会结束几天之后，毛泽东5月28日于中央学习组会上所作报告中，也坦率承认：“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3]425由此，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在基本文艺观念和文艺主张上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和见解，包括一些错误的观点，也就不足为怪了。《讲话》不仅从正面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明确了我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基本文艺方针，而且以此为基础和前提并结合延安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倾向性地存在于文艺家头脑中的抽象“人性论”、“人类之爱”等唯心论文艺观以及各种糊涂观念作了批评，其现实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而其统一认识的功效也是极为显著的。我们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以及毛泽东、朱德、陈云、凯丰等时任中央领导的有关讲话、报告，是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中央高层有意组织的，座谈会召开之后，广大文艺家纷纷要求下乡，大量采用民间形式，采用广大群众能听得懂看得懂的形式，创作出一大批接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品，展示出延安文艺界的新气象，同时《讲话》的思想和观点以及延安文艺界的新气象也传播到全国各地，推动了全国进步文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的接受。由此可见，《讲话》在当时的确起到了整顿文艺队伍、统一思想认识的作用。
《讲话》在实践层面上的指导意义不独体现于当时，在此后的岁月中，无论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年代，还是建国之后的和平与建设时期，它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文艺事业、指导文艺工作最为重要的法典。《讲话》于1943年10月19日正式发表在《解放日报》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作出了上，《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的决定》，该决定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
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6]50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于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再次确定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为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的第二部分“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里专门讲了“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说这个口号大家都赞成，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实现，这就是说毛泽东过去在延安提出的文艺方针不仅没有变，现在还要贯彻到全国范围中去。周扬代表解放区文艺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大会报告里，不仅结合解放区的文艺创作成就阐释了《讲话》的基本精神，而且提出要把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确立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新时期以来，尽管文艺所面临的客观形势和发展条件与此前尤其是处于民族存亡的抗战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特别是近一二十年，在全球化的文化互动语境中，文艺家的视野、心态和创作观念、艺术方法的选择等等越来越趋于开放、自由、多样，已不再能够定于一尊、统于一律，但《讲话》的基本精神、基本观念并没有因之过时，在现实的文艺进程中依然散发着强大的生命活力。新时期伊始，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里明确提出“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论断，论述了“人民需要文艺，艺术更需要人民”的道理[7]181,183，这个《祝辞》是新时期党的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之一，其在文艺与人民关系问题上的论述不仅与《讲话》所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一脉相承，而且是对《讲话》思想的深化和进一步强化；此外，党中央一再倡导的“深入群众、深入生活”[8]6，“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9]6，是《讲话》关于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思想的具体化，
为新时期文艺家融入时代生活、溶入人民情怀，创作出富有时代风貌、当代气息的文艺作品，指明了途径。在当代文艺创作中，不仅经历着时代风雨、浸润着《讲话》精神成长起来的老一代革命文艺家依然将《讲话》视为自己的精神“圣经”或创作宝典，即使是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中青年文艺家，也在以他们新的创作成就印证着《讲话》的真理性，践行着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神圣职责。就对中国现当代文艺实践的影响广度和深度来说，迄今尚没有另外一个理论文本能够与《讲话》相媲美，《讲话》的思想和精神历久弥新，依然光芒四射。
三
除去理论上的创新和在现实文艺运动中的权威指导地位之外，《讲话》的经典性还表现在，它的产生本身典型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即理论与实际或现实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一点，在以往的研讨中，人们往往予以忽视。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主要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正确的理论认识和观点来自于现实生活实践，这是从理论的来源和生成角度来说；其二是正确的理论认识和观点还应该回到现实生活实践之中接受检验并指导实践，这是从理论的发展和作用角度来说。前面关于《讲话》在其后中国文艺发展中的权威指导地位以及新时期对《讲话》精神的发展和一些提法上的修正，正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第二方面含义的精髓，不再细论，这里仅从第一方面含义的角度将《讲话》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论的创造性实践略加申论。《讲话》对基本文艺理论问题和理论关系的论述与阐发，尽管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脉相承，但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的简单照搬和抽象宣讲，不是单纯由经典作家的既成文本中伸手拿来的，事实上毛泽东历来最反对本
本主义、教条主义。据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有的作家曾引经据典大谈文艺定义问题一个多小时，对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毛泽东是不赞成的，在5月23日的总结讲话中，他一开场就明确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2]853我们知道，早在1937年7月所作的《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对认识和实践亦即知和行的关系作了辩证的阐发，提出了“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需再回到实践去”[10]292的科学认识论，解决了真理性认识的来源和认识的能动作用问题。毛泽东《讲话》中的上边这段话，可以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认识论在文艺理论研究上的一个延伸，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方法论的一个经典性的表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期间，毛泽东本人是充分践行了他所提出的这个方法论原则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一次文艺整风，而整风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大都来自于国统区，有革命热情却又自身存在着种种缺点和局限性，因而发生了种种与革命不很协调甚至对革命不利的混乱现象，如文艺观上的错误和糊涂，文艺创作上对延安消极面的过于关注和批评，文艺教育上的关门提高，文艺队伍中的宗派主义等等。从1941年下半年与萧军等一些延安作家的交往中，毛泽东就已经敏锐地发现和掌握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不良苗头，为了克服这些苗头及其所引生的种种混乱现象，提高和统一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使文艺更好地为革命事业服务，也使文艺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才决定开展整风活动。为了开好座谈会，使讲话更具有针对性、指导性，毛泽东在座谈会之前，先后通过通信和当面交谈的方式，从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何其芳、丁玲、刘白羽、罗烽等十多位作
家那里详细了解了文艺家们对文艺问题的想法和看法，并特别请欧阳山、草明、艾青等人为他搜集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在座谈会期间又认真听取了一些作家的发言[11，12]。这些充分的调研工作使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有了真实客观的了解，从而为《讲话》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讲话》就是根据延安文艺面临着的客观形势和实际状况，而对文艺运动的方针和政策作出规定，对当时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作出评判的。
自1920年代后期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直是作为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主导性建构力量而存在的，对中国现代性文艺理论和新文艺的发展起到了思想指导的作用，其历史的功绩不可抹杀。但是，如若加以深入的反思则不难发现，长期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守持较为突出，而发展、创新却不尽如人意。这种状况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就研究者自身而言，对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的研究、运用和发挥用力甚多，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则关注不多，是重要原因之一。过去，人们也时常提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往往把这种结合搞成在批评和研究论著中引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和言论之后，再列举一些中外文学和艺术的实例加以说明，这其实是一种很肤浅的做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所真正要求的，充其量只是证明了先前理论观点的正确或自己的理论言说有所依据，却无助于新观念、新学说、新理论的创造。可以说，尽管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理论和思潮相比最具优秀的一个方面，但对方法论的研究和重视却恰恰是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至为薄弱的一个方面。新时期之后的1980年代中期之所以能够形成包括美学、文艺学在内的理论研究方法论热潮，固然与改革开放后国外新思潮、新观念、新方法的涌入和冲击有关，但与我们自身长期以来方法论研究的缺失以及基于科学的方法形成理论创新的不足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当时方法论热的兴起有其必然性，而且也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其成效在于：促成了学
术研究者方法论意识的自觉，推进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和多样化，并间接带来了理论观念的多元和多样化。然而，现在看来，当时的方法论热也存在两方面的严重问题和不足：其一是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只要运用新的方法自然就会带来观念的变革和创新，因此一味追求新方法的使用，为方法而方法，将理论研究变成了外来时髦方法的模仿秀、表演秀，哗众取宠，华而不实；其二，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方法秀场所形成的眩惑氛围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因其不够新潮而被一些人淡化了、遗忘了。上述的问题和不足，尤其是后一个方面，直接导致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后果，就是虽然研究者们比之以往更加充满了创新的激情与渴望，但值得一数的理论创新成果却不是很多，方法论热并没有像一些人预期的那样带来观念的大变革和理论研究的大收获。事实上，就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来说，经典文论家的思想和观点只是当代理论创新的出发点，但并不是或主要不是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当代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只能是当今文艺发展的现实实践。只有面向当代文艺发展的客观事实、现实语境，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性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之下，从中观察、发现和思考、研究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趋向，从中提炼出新的观点，发展出新的学说，这才是真正的理论创新，也才会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经典形态向当代形态的转化和提升。从方法论上说，这就叫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当代的文艺理论研究来说，如何富有成效地实践这个方法论原则，仍然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而《讲话》则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范例，这或许是《讲话》的经典意义在今天更值得我们领会和重视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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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篇十三：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P> 作者：王越;廖青作者机构：广西大学,广西南宁530005
出版物刊名：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12-14页
年卷期：2015年第3期
主题词：文艺思想;人民;发展;当代意义
摘要：最能系统且集中体现毛泽东同志文艺思想的便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毛泽东同志主要通过提出问题并回答问题的方式阐述了在革命时期自己的文艺观，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纠正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使得中国文艺健康发展。其文艺思想对新时期的文艺工作仍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篇十四：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P> 摘要：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发展的重要性文献，对我国的文艺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周扬作为毛泽东的阐释者，在1962年提出的“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对“为工农兵服务”扩大性的阐释这一观点，更是触动了文艺政策的敏感神经，改变了中国文艺政策发展的路线与方向。关键词：《讲话》；为工农兵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结合了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创造性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成为中国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发展的指导性文献，深刻而明确地解决了当时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给文艺工作者指出明确的方向，对中共当时的整风及执政后的意识形态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62—1966年间，我国的革命文学艺术对《讲话》的接收与传播，依然保持持久的强劲态势和许多鲜明的特征。基本上每隔十年，全国各大报刊都会刊载关于《讲话》的纪念性文章。在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正是这篇文章中国的文艺路线发生了改变，也正是这篇文章周扬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折。1962年周扬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文艺思想中一些“极左”思想，这是周扬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严肃的思考的结果，而这种“极左”思想也不是空穴来风，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为繁荣中国的文化事业，分别在1951年和1953年提出了“百花齐发”和“百家争鸣”，并在1956年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确实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自由的空间，但也只是昙花一现，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以及1958年不切实际的“浮夸风”“大跃进”和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使中国的文艺界陷入了寒冷的“冬天”。从五四走过了一大批作家在这种形势下普遍“失语”，已经再也没有积极探索文艺的精神了。周扬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把左翼运动历史上的对手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都挤压出去，在完全掌握了文艺界的领导大全之后也深深地感到其所推行的极左路线的严重后果，开始制定文艺界纠左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经反复修改后又以《文艺八条》为正式文件下达落实。可以看做是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界领导力图挽救已经被政治运动严重伤害了的文艺事业的努力。[2]因此在1962年《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而撰写的社论中，公开提倡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以求替换过去狭隘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概念。在此社论发表的两三个月后，毛泽东就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开始抓阶级斗争，接着在1962年9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尖锐地指出：“凡事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就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3]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文学艺术工作便又开始紧张起来了。“自从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当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文化战线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就进一步地开展起来了”，[4]几乎完全否定了周扬等人的工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周扬认为，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文学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文艺上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文艺要“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不是为个人利益服务。周扬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政策的阐释者，随着各种运动的发展，他发现“为工农兵服务”在理解上会比较狭隘和片面，他总是力图结合着变化的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势来扩展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内涵。周扬是毛泽东的追随者，一直执行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但在五十年代后期周扬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开始产生了距离，在文艺形势的预测中也存在差异。周扬没有很好地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在这件事上出现了偏差，一厢情愿地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替换了“为工农兵服务”。在《讲话》中，毛泽东也提出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他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领导革命的阶级，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是革命战争的主力，是革命的同盟者。
篇十五：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P> 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价值［摘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经70年了，这篇讲话不仅有力地指导了解放区的文艺创作，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关键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当代价值1942年5月，我国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受敌人封锁、战事频繁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加之文艺工作者自身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和一些错误观点。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两次出席会议并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高屋建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定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文艺工作的根本原则问题，为革命文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广大文艺工作者起到了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振奋精神的强大作用。《讲话》的发表距今虽已过了70年，但它的基本精神和所揭示的文艺创作基本规律对于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一、《讲话》指明了新时期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是文艺属于人民的首要前提。“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组成部分，具有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它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历史和政治而存在，世界上没有所谓抽象的、孤立的、超越于社会历史之上的艺术发展史。伟大的艺术，无不因其深入有力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而获得在艺术史上的牢固地位。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讲话》从根本上指明了中国新文化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统一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巩固了党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地位。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确保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才能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前进方向。
二、《讲话》指明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毛泽东在《讲话》中引用列宁的话，强调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可以说，文艺的人民性正是党的这一核心
价值取向或宗旨在文艺思想上的集中体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文艺在人民群众生活中孕育、萌生，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的不断前进而不断进步、发展。坚持文艺的人民性，也就是在文艺领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文艺作品中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要求文艺作品中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党的文艺人民性思想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内涵，也使党的人民性思想从根本上区别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文艺“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毛泽东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就历史性地回答了五四以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提出的“谁是人民大众”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这就表明，人民的主体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就必须要求文艺工作者真正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去观察、去体验、去描写、去评价。这就首先要文艺家能够真正在感情上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真正地、自觉地把自己改造成人民中的一员，“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
毛泽东深深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文艺运动长期以来存在的缺点之所以产生并且难以克服，主要在于客观上没有解决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文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解决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的关键。“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是可以达成新的世界观和文艺立场的确立的。这样，文艺工作者在描写人民群众的同时方可真正做到文艺与群众的结合。当前，我们的文艺要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文化需求。
三、《讲话》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继续指导着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1.政治和艺术的统一。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
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想碰撞异常激烈，文艺创作中也出现了浮躁、盲从、过分张扬自我的虚无主义和不正常的浮夸风、戏说风、滥情风，以及所谓的“另类文学”和“私语小说”等内容苍白、低下、颓废的不良倾向，我们应予坚决抵制和反对。同时，积极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文艺观念和方法。
2.普及和提高的统一。《讲话》明确指出：“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今天，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依然存在，只有遵循《讲话》精神，普及广大群众的文艺知识，才能有普遍意义上的提高，才能实现文艺的繁荣昌盛。
3.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
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江泽民曾明确指出：“创新是文艺工作的生命和活力，创新是文艺工作的发展动力，离开了创新，文艺工作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就会走入死胡同。”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离不开对各国有益文化成果的学习与借鉴。同时艺术家也应有创造意识，要与时俱进，符合时代进步的要求，创造新形式，反映新时代，歌颂新生活，塑造新人物，创作出精品和传世佳作。
4.批评与竞争的统一。《讲话》提出：“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社会生活是丰富的，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是多样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同经历，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使人们能够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
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
5.个人和群众的统一。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艺术家一方面要用自己的知识指导、帮助群众，一方面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他们中间吸取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业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摩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只有代表人民群众才能教育人民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做群众的主人，看做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江泽民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植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20世纪末，文艺领域出现了“个人化”和“私语化”写作时尚，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我们的一些作家割断了文艺与广阔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丧失了表现伟大时代和为人民、为人生而写作的激情，
而闭门造车。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讲话》的基本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它无疑是我们建设当代先进文化的直接思想资源之一。因而，倍加珍惜这一重要的理论遗产并作出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发展就成为我们当下的一项重要任务。
6.文艺与生活的统一。这既是文艺创作论问题，也是文艺本质论问题。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文艺与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讲话》中，毛泽东这样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艺就是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是毛泽东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指南，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对文艺社会本质的概括和揭示，肯定了生活对文艺的最终决定作用，确立了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这一艺术社会学的论断。“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原则。只有植根于生活的沃土，创作才能根深叶茂。○
参考文献：［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6—12—17.［3］涂途，吴开英.邓小平文艺理论读本［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责任编辑万强
篇十六：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P>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浅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政治
意义及文艺影响
作者：王新宇来源：《参花·下半月》2016年第10期
摘要：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这次讲话形成了很严谨的文艺理论体系，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所创新地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文艺工作产生了调度意义，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以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意义
一、马克思文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文艺是一种产生于生活，植根于生活，反映社会生活并且影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文论在中国的继承与发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革命文艺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将马克思文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围绕着两个中心和一个最终目的进行主要论述，以此为中心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校问题，构建了适合中国实际的文艺理论体系。
在革命文学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中，毛泽东认为文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具有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作用。文艺文本等在政治生活中起到鲜明的调控作用，应当充分利用文艺的这一特性。毛泽东所指的文艺即文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可以作为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艺具有教化引导作用。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又对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给予引领和指导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化具有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文化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社会教育等方式，增强人民大众对民族、文化的认知感，能够凝聚民族力量，这也是毛主席高度重视文艺座谈会的原因。
毛泽东针对革命时期的文艺工作，要求文艺工作者们用现实主义的态度，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关心现实实际而非理想虚无，认为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也是我们研究问题应有的要求。要求文艺工作者们坚持一个立场，便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一边，批评暴露不利于革命及社会发展的敌人，充分表扬内部及盟友的成绩，批评其不足之处。由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文艺作品应实事求是，针砭时弊，运用文化的教化作用，改造思想落后者，使人民团结进步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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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必须深入了解认识文艺工作的对象，这也是现实主义写法的一个重要态度，文艺工作者理应对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有所了解，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灵活运用群众熟悉的生动语言。毛泽东在座谈会中总结：“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学艺术的源泉来源于生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文艺作品是具有差异的作家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中的产物，要想真正创造出深入人心的作品，作家就应当接近人民生活，写实地创作。“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也就要求我们用辩证的观点去思考生活，思考社会，思考世界，思考文学艺术。
座谈会中的这段话充分表现了作品创作要从生活中取材创作。但在文学创作中，文学作品还应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引导教化人民大众，与群众一同推动历史前进，使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观察作家、艺术家是否真正地为人民服务，不能只听口号，更要观察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群众的反馈，应当主张文艺作品从客观实践出发，要重视其社会效果。这段长达两万字的讲话构建起了一套文艺理论体系。
诚然，以上是作为政治家的毛主席在革命时期对文艺工作者做出的要求，有其政治因素，但也对我们的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二、政治及文艺影响
1942年是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时期，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下，文化上的统一至关重要，有助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领导广大人民抗战的必然要求。马克思经典文论也认为，进步的作家作品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殊时期作家作品要为政治服务，任何理论如果不能与所处的时代有机地结合起来，那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段讲话在历史与现实的推动下产生，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不仅有助于党的领导，促进了文化上对革命事业的认同感，而且有利于政治的统一与发展，一定意义上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步。这次讲话提供了新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内容，提倡了现实与作品相结合的观点，作家艺术家要深入生活，而且将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起来，明确地指出我们的艺术文化等工作要围绕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此基础上也确立了以批判、继承、创新为主的文艺方向，在作品创作学习中，对于传统文化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上不仅对历史的政治文化产生着深远影响，对当今的文艺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王新宇，女，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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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七：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P> 毛泽东正是在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首先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活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普及是人11毛泽东同志如此重视继承和借鉴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民人民大众当权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首先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精品文档（可编辑）值得下载
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解读
[摘要]毛泽东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今已有70多周年了，这是一部在中国新文化上具有伟大历史功绩和现实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也是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项重要任务。《讲话》与时俱进的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中国新文艺的革命现实主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部著作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促进社会主义与科学而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思想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文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十八大精神
一、《讲话》的发展起源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产生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继俄国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的两个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41至1942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1]也就是说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处于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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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毛泽东又说明那时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2]因此，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转折时期，这一转折时期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要就是敌人方面的胜利，从此世界进入黑暗时代；要就是以人民势力为主导的自己阵营方面的胜利，从此世界走向逐渐光明的时代。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形容这一时期为“黎明前的黑暗”。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具有划时代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较成熟的主要标志。
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3]文学艺术作为人类最重要、最丰富的精神探索的艺术样式，拥有与人类同样漫长的历史。文艺对于社会和个人两者的功用从文艺艺术活动的伊始就为人们所意识。文艺是某一种文化区域的人利用自身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对世界和外在世界的独特表述，它必然受制于该文化区域历史时段的生活样式。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过我们的整个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文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进行，繁荣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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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4]二、《讲话》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同时也
是一个方向问题，一个立场问题，并以此为核心贯穿和解决一切其他文艺问题，形成文艺理论体系，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中国特色。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文艺确立了正确方向――为人民服务。这个方向不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第二，从具体实际出发，科学地阐述了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在《讲话》中，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文艺理论的根本标志。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利用。”[6]“什么是人民大众化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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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7]毛泽东从革命的实际出发，明确的阐述了我们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原因和宗旨，这样就可以让文艺工作者从非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型的思想以及观念移出到工农兵、无产阶级中来，成为真正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国情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根据中国革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任务、文艺实践，首次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既富有独创性，又富有中国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要想我们的文艺路子永远走下去，就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方向，要始终坚持和完善文艺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的功能，这是一个长时期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昌盛的根本指针。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8]人民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主体、主人，所从事的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为它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亦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即为社会服务，两者辩证统一关系。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服务方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它是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文艺方向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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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现了历史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既是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是坚持文艺的源泉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没有人民就不会有文艺的发展，没有人民文艺创作也就失去了服务对象，没有人民文艺工作者，艺术也就失去了生命。文艺为人民服务，就是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体验，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宝贵经验、丰富知识、生动语言，自觉地在人民生活中吸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这样的文艺才能体现出群众的真实生活，才能为群众喜闻乐见，才能深受群众的欢迎，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三、《讲话》是如何去服务的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就要解决如何去服务的问题了，是努力于普及还是努力于提高呢？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文艺创作中要处理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9]由于群众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受教育权被剥夺，造成广大群众文盲，对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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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毛泽东提出应当先以普及为主，“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10]普及和提高的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他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普及和提高工作不能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随着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断地向前发展，对艺术鉴赏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要求提高，“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种提高，为普及多决定，提高也是为人民的提高。”无论是写普及还是写提高的作品，只要出发点是为人民大众的，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就是好的东西，好的作品。毛泽东的继承、借鉴和革新、创造的理论，深刻揭示了文艺自身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理论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怎样批判继承和借鉴的问题上。《讲话》中说：“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板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11]毛泽东同志如此重视继承和借鉴，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民族新文化，创造民族新文学。在批判地继承与借鉴问题上，通过经验教训，他认为拒绝接受和全盘照搬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并且说这两种倾向在过去我们都犯过，而且是“吃过大亏的”。我们学习《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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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继承与借鉴的思想和理论，只有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学、新艺术，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使我们新时期的文学艺术向前发展。
四、《讲话》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在《讲话》的历史功绩，正是在人民大众已经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始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翻身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提出了作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正是在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首先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活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首先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12]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诚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处于“不熟，不懂”的状态，那就势将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窘境。作家不仅写自己熟悉身边的事情，还要结合适应历史的发展，把后来不熟悉的变成熟悉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重要的不只是他的理性认识，更重要的是他对现实生活的感情和态度。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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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认为仍然是我们使文艺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工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多周年的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和研究这篇重要讲话，对于现代研究工作者来说，《讲话》既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又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其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是不可动摇的。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科学态度，将我国的文艺事业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1][2][5][6][7][9][10][11][1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3页，第941页，第857页，第848页，第855页，第861页，第862页，第860页，第860页。[3][4][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附件：王艳红（1988-），女，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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