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顾诵芬飞机设计生涯的故事我们在本刊2011年第6期已做过详尽介绍，在这里，我们变换一下角度，从设计事业之外选取一些细节，来诠释顾诵芬走向成功的道路，以满足读者对这样一位设计大师更多了解的愿望。
家庭文化的影响熏陶
顾诵芬祖居苏州，其家世是典型的书香门第。有记载，清朝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题赐顾氏家族——“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父亲顾延龙自幼受到前辈熏陶，四岁时便开始读书学习。
1924年，20岁的顾延龙考取了南洋大学机械系，但他对于数学物理并无兴趣，加之父母希望他学习商业，因此他从南洋大学机械系退学，转学到了刚刚成立的国民大学商科经济系。1931年下半年，他如愿考入了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临近毕业，文学院院长周学章推荐他到武汉一所教会学校任教，他以不善讲述且讲不好普通话为由推却。郭绍虞希望他留国文系任职，他也没有答应。而当燕京大学图书馆发出邀请时，他不假思索，欣然应承。可见在年轻的顾廷龙心目中，教书读书不可得兼，而在图书馆任职。每日与古书亲近才符合自己的志趣。
1939年7月，顾廷龙到上海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任总干事、董事，直至1953年。解放后，上海合众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合并，顾延龙历任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
顾诵芬的母亲潘承圭，出身苏州望族。潘家在文物书籍字画收藏方面源远流长，遐迩闻名。潘承圭的弟弟潘承弼即是我国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在这样家学渊源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她受到的纯朴家风和亲属博学广识的熏陶便可见一斑。1951年，顾诵芬离开上海，潘承圭牵挂远行的儿子，思念心切，身体日益衰弱。为分散她的心思，顾廷龙让她进图书馆帮助做点抄写，直到1957年。当年，尽管当时上海合众图书馆已经上交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应该享受着国家工作人员待遇，但潘承圭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由于“思想上感到了拿了工资不工作，终觉不安”，因此请求退职。仅此一事，足见顾诵芬母亲的高风亮节。对顾诵芬来说，母亲的言传身教，给他思想品德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打上了终生难忘的印记。潘承圭于1967年病故。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顾诵芬将父亲接到北京奉养，极尽孝敬之心。他不仅在航空科研和飞机设计事业上取得辉煌成就，在孝敬父母方面也堪称楷模。1998年8月22日，顾廷龙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
享誉中外的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是顾诵芬的族兄，比顾诵芬大37岁，比顾诵芬父亲顾廷龙还要年长11岁。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1929年5月，顾颉刚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课。就在这一时期，顾诵芬与母亲潘承圭随父亲到北京，住在了顾颉刚的家中。那个时期，他们一家住在成府路蒋家胡同3号院的南院，顾颉刚住北院。顾诵芬就是这时进入燕京大学附属小学读书。
尽管当时年幼，但顾诵芬对住在蒋家胡同的往事记忆犹新。他回忆，顾颉刚当年积极从事抗日宣传，编写了很多通俗的抗日读物，也因此顾颉刚的言行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通知顾颉刚，让他离开北平以免遭迫害。“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赴西北工作。1938年以后，任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教授等职。“文革”时期，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
顾诵芬在北京工作期间，常去顾颉刚家。1956年，中央号召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单位领导考虑，要加强对顾诵芬的重点培养，安排顾诵芬自己找一位导师。顾诵芬记得，由于顾颉刚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所以他请顾颉刚代为推介。顾颉刚很认真，为顾诵芬介绍了一位早年留学日本、当时在北京观象台任职的天文与气象学家王应伟先生。他是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的父亲，也是顾颉刚的一位表叔。顾诵芬回忆，王应伟老先生在数理方面很有造诣。按照顾颉刚指点，顾诵芬带了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的一本著述——《数学物理方法》登门求教。王老先生看了顾诵芬带去的书，听他讲明来意，只说了一句，你就自己学吧。这次拜师也就只是见了这一次面。
顾诵芬与顾颉刚两人分别驰骋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交往中可能更多的只是叙亲情而不论学问，但他们对事业孜孜以求的精神是相通的，各自取得的成就必然相互激励，促成彼此更加奋发有为。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病逝世。
馆藏中培育出的职业爱好
抗战初期，为了避免我国古籍的流失，特别是江南一带最珍贵的古籍的流失，银行实业家叶景葵、馆藏出版家张元济决定创办一所私立图书馆——合众图书馆，并力邀顾廷龙来沪主持馆务。
1939年，顾诵芬随父母搬回上海，当时他年仅9岁。顾诵芬对合众图书馆有着很深的感情。图书馆雇佣人力很少，顾诵芬上中学以后，也有能力为馆里做些写英文图书卡片的工作，有时帮助父亲编索引。合众图书馆的理念吸引江南文人和收藏家们给予大量捐赠，有人前来捐书时，顾诵芬也帮着去搬运。当时没有空调设备，只有靠开窗通风、拉帘遮阳，两层书库，两边窗户加在一起将近百扇，虽然馆中有一名工友，但是一到突然雷雨大风，措手不及，父亲要亲自去关窗，顾诵芬也会主动帮忙。当时他读书的房间紧挨后门，所以来客及邮差按门铃后都是顾诵芬去开门，来人也会将顾诵芬当成帮工的小伙计。
父亲自然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但顾诵芬自幼喜爱理工科，与经史子集之类的国学读本相比，他更爱看的是父亲搜集来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他回忆从初中到大学毕业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在这样浩瀚的古籍堆中，本应很好继承父业，父亲也曾尝试过要我在国故上下功夫。每当寒暑假他总要从馆里拿些《纲鉴易知录》等史书让我读，另外还借些清代翰林用工笔小楷抄录的诗词让我临摹，可是我的字怎么也写不好，那些史书也读不进去，所以父亲只能让我自流了。合众图书馆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给了顾诵芬最好的人生启迪。当时有一本中国最著名的科普杂志——《科学画报》，顾诵芬期期都看。画报不仅介绍新的科学常识，而且每期都有一篇教你怎样做实用的东西的栏目，其中顾诵芬最感兴趣的是做飞机模型。
他还从美国通俗科学杂志——《Popular Science》中知道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模型制造方法，也从1945年上海的开明书店出的一批苏联的航模制作方面的书中学习。到了上海以后，无论是合众图书馆开创时期的辣斐德路还是后来长乐路的居所，院内都有一处开阔的场地，为他发展对航模的爱好提供了条件。他回忆，“不仅看了书做飞机模型，而且还可以到院子里去飞”。对航模的爱好促使顾诵芬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将自己的兴趣进行了取舍，最终完全聚焦在了飞机设计研究方面。
当然，决定顾诵芬职业生涯的，除了对航空的兴趣爱好，还有环境的影响。1937年7月28日，日军轰炸北京29军营地，轰炸机从顾诵芬家上空飞过。29军距顾家最多不到两公里，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冲击波把顾诵芬家的玻璃窗震得粉碎。日本人的野蛮行径和强盗嘴脸给顾诵芬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就是从这天起，幼小的顾诵芬心中就燃起了复仇的火焰，他立志投身航空事业，保卫祖国的蓝天。
顾诵芬在上海交大学习期间，曹鹤荪任系主任，他是顾诵芬非常敬重的老师。他也是上海交大电机系的毕业生，后来留学意大利都灵大学航空工程专业，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30岁的他就被任命为交大航空工程系的代理主任。曹鹤荪治学严谨，提倡“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在担任航空系主任期间，他通常亲自讲授两门主课：一门理论空气动力学，另一门为应用力学、流体力学、振动力学、工程数学或机构学，视情况而定。他讲课清晰流畅，引人入胜。航空工程系学生并不多，曹鹤荪教授上课的时候，最多就是七八个人听课。但给顾诵芬印象很深的是，曹先生教给大家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和基础。
从1942年到1952年，交大航空系共有九期毕业生，约有180名同学，他们之中不少人成就斐然。顾诵芬就是他们当中极为突出的一位。1951年毕业时，上海交大航空系主任曹鹤荪已明确表示，希望顾诵芬留校任教。而顾诵芬立志把自己的才学献给基础尚很薄弱的祖国航空工业，毅然选择到沈阳四局(航空工业局)工作，从此走上了航空报国的道路。
红专辩论中成了“白专”的典型
参加工作后，顾诵芬被分到技术科制图组。但他的兴趣还是在飞机设计方面，每天对着图板复制、翻译苏联的现成图纸，实在过于简单枯燥，他不甘心就做这些工作，经常会找一些技术书籍、刊物来看。
当时担任航空工业局副局长的徐昌裕很有远见。他多次去苏联，每次回国时，从不买个人生活物品，而是把钱用来买很多苏联空军飞机使用维护方面的书籍。参加工作后的顾诵芬，单身一人，除了工作，最大乐趣就是每个周末、节假日，兜里装上5元钱，逛书店。那时王府井口八面槽有一家外文书店，顾诵芬去的最多。偶尔会找到一些讲航空技术或者其他相关技术方面的书，每次总有收获。
顾诵芬不仅从书本上学，还通过工作实践，增加对航空业务的了解。经常随队下基层、下工厂调研了解情况和解决问题，使他对飞机的系统构成有了更多的了解。
1956年8月，四局王西萍局长发布了《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决定从1956年8月15日起，在112厂、410厂分别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命令》决定任命徐舜寿为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叶正大、黄志千为副主任设计师。
飞机设计室成立初期，飞机设计资料奇缺，在徐昌裕支持下，设计室很快收集到了国内已有的11种苏联飞机的备件生产及修理资料。同时还订购了从1945年起的全套英国《航空工程》和《皇家航空学会》，美国航空学会学报及美国NACA(后为NASA)的TN、TR、RM等报告，以后又陆续订购了英国ARC的CP、R＆M.以及法国的ONERA，德国的DFL，瑞典的FFA，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出版的AGARD等出版物。航空工业局和各工厂已有的图纸资料，共有十几种飞机的，也全部调拨到沈阳飞机设计室。宝贵的技术文献资料成为飞机设计室开展飞机设计工作的基础。徐舜寿给了顾诵芬等人一个特权，每次去北京出差，都可以到八面槽的外文书店购置和预订美、英等国关于飞机设计的技术报告和公开发行的航空期刊、书籍。通过各种资料的收集，不仅为以后自行设计飞机准备了参考和依据，也在设计人员中形成了勤奋、刻苦的学习风气。
利用科技文献是顾诵芬掌握国外先进航空技术的重要途径。在这个时期，顾诵芬对科技书刊资料的钻研到了忘我的程度。他晚饭后大部分时间在办公室继续工作、找资料、看书，所以回到寝室比较晚。回到寝室里，他首先拿暖瓶到茶炉打一瓶开水，用开水先冲一大茶杯奶粉，并用汤勺搅拌一下，余下的热水倒在脚盆里，再到水房对些凉水，放在桌子下面，自己坐在床边，双脚轻轻地放在盆里，然后翻开桌上早已准备好的要看的书，这些书大部分是英文版的技术书。手边翻书边看，盆里的双脚相互搓洗，不时地用汤勺搅拌一下茶杯里的奶粉。总之，手、脚、眼都不闲着。当书翻的差不多的时候，双脚也泡好了，此时，奶粉冷热可口，便一饮而尽。然后，到水房洗漱完毕，回屋倒床便睡。这种在睡觉前既补充了营养又看了书还做了泡脚保健的方式渐渐成为习惯。
飞机设计室首次设计的飞机是歼教1，对机身的考虑，当时徐舜寿明确提出，一定是要两侧进气，不能再用机头进气，这也是个难题，国内没人干过。为了找到两侧进气的气动布局依据，只能到北航查找有关资料。顾诵芬的头脑像一台有着超大容量存储器的计算机，把所能搜集到的苏、美、欧洲国家的技术资料、书刊、研究报告等有价值的信息全部装进头脑中，又将其与面临的课题结合起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分析与计算。经过努力，顾诵芬终于完成了全部数据的确定。
这时，一场以高校为主，全国性的“红与专”大辩论开始了。飞机设计室党支部组织设计人员对红专关系即政治与业务之间关系开展了讨论。讨论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设计室的主要矛盾是飞机设计的人员少、任务重，而多数设计人员缺乏经验，“业务水平不能适应任务需要”，由此提出“红必须落实于专”。与之针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设计室的主要矛盾是政治与业务之间的矛盾，由此提出“红就是要突出政治，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灭资兴无，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做党的驯服工具”。
徐舜寿主张，设计人员必须刻苦学习、钻研技术，尽快提高业务能力，适应任务需要。要尽快坐下来，钻进去，冒出来，争当“快手”或“专家”。在徐舜寿的心目中，顾诵芬就是“专家”和“尖子”式的人物。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徐舜寿的观点只能成为非主流的声音。在这场辩论中，由于顾诵芬对科学技术的专注，成为了“白专”的典型。室里的积极分子向主任徐舜寿反映，顾诵芬连洗脚时都看书。徐舜寿反而为他辩解说：“这没有什么可笑的，当技术人员就得有这么个钻劲”。为此，这成为他被戴上“右倾”帽子的罪行之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红与专的讨论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早已有了定论，学习和掌握专业技术也成为社会风尚。每当顾诵芬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都说：“当时不学不行，要搞超音速的飞机，不抓紧时间去读一些这方面的书和资料，怎么去解决等着你的问题呢?”
入党经受了长期的考验
初创飞机设计室时，上百人的室里只有参加工作较早的顾诵芬、程不时各有一辆自行车。特别是顾诵芬的那辆车还是英国名牌“三枪”牌的，那是他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自行车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还属于高档消费品，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人当然望尘莫及。后来他们的自行车成为了公车，去远处办事来不及时，想学骑自行车的，大家都用他们的自行车。不久顾诵芬的自行车把手摔断了，只剩下一个把手，这一切他都不在意。剩下一个车把手的自行车他骑了很久，而且也不修了。平时人们生活都有注重点，有的注重吃，有的注重穿，有的注重爱好，而顾诵芬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不高，自行车只要能骑就行，好坏可以忽略不计。他把所有的精力扑在了工作上。
虽然在飞机设计上他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在人际关系上也相处得很好。但在思想和精神上，这时的顾诵芬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是在“大跃进”高潮中，上级提出设计高空高速的“东风”107歼击机。当时我国尚未具备研制超声速飞机的条件，因为仿制米格－19飞机还没过关，设计人员还没有超声速气动力学的理论基础。许多气动数据经过计算给出以后，心里都没底。那是针对亚声速的，超声速条件下是否能用，顾诵芬表示怀疑。这样就要不断地找资料，发现新资料后又有启发，觉得先前给的不行，再算，就要修改方案。这下许多专业组的同志们就闹翻了，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刚加班加点设计完的图纸都得推倒重来，反映非常强烈。当时正是1958年，大鸣大放，一下子就给顾诵芬贴了不少大字报。但若不改继续做下去，将来会出问题，还得更改。顾诵芬回忆说：“当时的处境，是在大批判、大字报的压力下匍匐前行。”
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初，已经不仅是“东风”107的问题了，大跃进的形势越来越猛烈，“东风”107仓促上马，已经应付不了了，同时还有人提出要搞M数3的“东风”119，接着还要搞X-15一级、M数6以上的飞机。在这样的处境下，顾诵芬觉得好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就在此时，顾诵芬得到了来自上级的谅解和鼓励。1958年12月份，四局副局长段子俊派了党组秘书周星如找顾诵芬谈话。他对顾诵芬说，段局长对你的工作是肯定的，希望你不要受人们批判的影响，应继续努力。当时钱学森加入了共产党，报纸上公布了。谈话中还鼓励顾诵芬应该要求入党。顾诵芬那时也有一股子劲，希望真正地好好为党干事，争取入党。1959年，他向党组织提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这是他思想上的一次飞跃，爱国之情，对共产主义的向往，集中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他在入党申请中写道：“我出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在半封建殖民地的旧中国曾幻想过工业救国和航空救国。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无情地打碎了我的幻想。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恢复和发展工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个人的一切。因此，我要在党的教育下，不断改造自己，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为祖国的航空科研事业做出贡献，早日成为党组织的一员。我愿接受党的任何严峻的考验。”
这是顾诵芬的心里话。拳拳之心，溢于言表；赤子之心，日月可鉴。但是，就在他决定迈出人生最有意义一步的时刻，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当时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顾诵芬所在党组织的那个党小组长认为他走白专道路属于被改造之列，竟没有接收他的入党申请书。
志在蓝天的人，胸怀是宽阔的，也能容纳个人的一切委屈，在挫折面前，顾诵芬没有灰心，没有失望，他把对党真挚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以积极献身于航空科研事业的特殊方式表达出来。他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哪怕是一点点的缺点毛病，都从不放过，及时克服和纠正，他把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追求，无声无息地倾注在歼击机的设计上。
1964年，在六院一所(601所)担任副总设计师的顾诵芬被授衔少校，在提职鉴定中，601所政治部写下的缺点是：“政治进步要求不迫切，阶级觉悟不高。”直到1981年4月，已经担任601所总设计师兼副所长的顾诵芬才解决了组织问题。从1959年算起，他经历了长达22年的考验。当顾诵芬同志入党的消息传开后，所内许多职工都在讲：“顾总早就该是党员了。”
个人婚事和家庭生活
1961年6月，为了集中国防科学研究力量，中央决定成立国防部航空研究院(六院)，顾诵芬所在的飞机设计室与哈军工“东风113”飞机设计师生以及空军第一研究所合编，组成601所。当时，已经31岁的顾诵芬还是单身，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身于事业之中了。
所领导对顾诵芬的婚事十分关心。技术副所长徐舜寿虽然对新来的大学生总是勉励他们要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强调要晚婚，并诙谐地要大家向黄总(黄志千)学习，向顾诵芬学习(晚婚的榜样)……，但百忙之中总忘不了叮咛顾诵芬，看到合适的，赶快把个人问题解决了。最关心顾诵芬的还是总设计师黄志千。1952年，他与顾诵芬同为徐舜寿领导下的第一技术科工作。黄志千是设计组的组长，顾诵芬是成员之一。从那个时候开始，黄志千就喜欢上了这个勤奋好学、聪明过人的校友、学弟。
1956年，黄志千只身到沈阳，与徐舜寿、叶正大创建飞机设计室。1957年，他的爱人江载芬带着两个女儿到沈阳，把家安在了112厂宿舍区。黄志千对顾诵芬爱护有加，他与妻子江载芬商议，要为顾诵芬的婚事在他和妻妹江泽菲之间牵线搭桥。1952年，在黄志千与江载芬结婚那年，江泽菲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儿科专业。江泽菲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妈妈四十多岁就去世了，父亲曾是一位化学教师，由于患空洞性肺结核，很早即赋闲在家养病。因为从小就与姐姐最亲，1957年毕业。在填写分配志愿时，她选择了与大姐在一起，到了沈阳，在沈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任小儿科大夫。到沈阳后，江泽菲住在单位宿舍，只是星期天、节假日去大姐家玩。1961年的一天，她到大姐家，感到气氛不同以往，大姐和黄哥哥似乎有点紧张，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们约了顾诵芬来“相亲”。在这以前，她经常与也到黄家玩的顾诵芬见面，相互间有交流但不是很多，对她的印象只是觉得大姐和姐夫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因此也喜欢读书人。这次见面使他们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结婚以后，两个人的世界仍然没有打破顾诵芬在生活上追求简单的格局。他没有很多时间陪江泽菲上街。研究所位于郊区，一两个月两人才一起进一次城。到了街上，顾诵芬去书店，江泽菲到菜市场、食品店、百货商店采购食品、家用。两人约好时间，大约三个小时以后，江泽菲去书店找顾诵芬，再一起回来。他们基本都不在家里做饭。顾诵芬买了一个当时街上卖冰棍的保温桶，每逢星期天，所里食堂开两顿饭，他们早上打饭回来，放进保温桶里，到中午拿出来吃，下午再去打饭回来，放进去，留到晚上吃。
1963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是在上-海出生的。由于江泽菲与顾诵芬都忙于工作，所以两人商议，将孩子留在上海老人家中。这是个无奈之举，江泽菲舍不得让孩子离开自己，但她想到医院实行的是24小时住院医师制，即便晚上休息，也要保证随叫随到；她更知道自己的丈夫对工作的投入和付出的一切，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文革中，顾诵芬的父亲顾廷龙受冲击，母亲卧床不起，江泽菲把三岁的儿子接回沈阳，由于忙于工作，顾不上照顾孩子，使儿子落下了哮喘病。儿子上小学后，他们又把他送到了北京，在大姨、二姨和一位受托带看孩子的人家之间辗转借住。长大后的儿子对父母说，我自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83年在江泽菲赴挪威期间，顾诵芬的生活愈发简单。为了抓紧研制歼8 II型飞机进度，顾诵芬托人买了压缩饼干和军用罐头等食品。有一次，部里歼8办的郭处长来所，办公室的同志问他吃早饭了吗?他说：在顾总家里吃了。当时，大家感到挺好奇，就问顾总给你吃什么了?他说：压缩饼干加白开水。大家恍然大悟，怪不得顾总的压缩饼干买了一箱又一箱，原来为了节约时间，他把压缩饼干当饭吃了。
太过于简单的一顿饭，是顾诵芬一贯艰苦朴素生活作风的具体表现，又反映了顾诵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不把吃饭看成一种享受，而当成为工作为学习提供的一种保障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