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15篇

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15篇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　　秦时明月——秦代人文社会初探　　一概述　　我泱泱中华，素有一统磅礴之气，遥领于世界中古之世。开我中华大业者，为秦。秦者，以武立国，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15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

　　秦时明月——秦代人文社会初探

　　一概述

　　我泱泱中华，素有一统磅礴之气，遥领于世界中古之世。开我中华大业者，为秦。秦者，以武立国，以武兴，以武亡。与秦朝政治的杀伐决断相比，秦朝的人文社会则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相对温和的生长环境。

　　二秦朝文化的传递性

　　一定的政治和一定的经济为一定时期的文化奠定基础。就此而论，文化兴在大多数情况下离不开政治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前221年的秦国统一，无疑为秦朝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先决条件——人民经历了长久的战乱，终于盼来了和平——虽然并不长久，但仍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始皇帝将钱币、度量衡以及其他的一切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什都划归为统一的单位。也正因为如此，大一统的秦朝经济始终都运行在正常的轨道上，这大概也就是始皇的远见和卓识吧。即使是秦之后的汉代，能够在短短数十年内积聚堆山积海的国家财富，也不能不说是秦的功劳。在强有力的经济支柱上建立起来的秦代文化，虽然千百年来因“焚书坑儒”事件多为人们诟病，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秦朝实行的文化专制政策虽使春秋战国的诸子争鸣局面趋于消亡，但其有利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也拯救了一些在争鸣之中趋于衰微的诸子学说，并促进了学说中理论的进一步实践，缔造了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难以望其项背的丰硕果实如火药的发明与使用。

　　三秦朝文化的开创性

　　就另一方面而论，虽然法为秦所重，把法家思想确立为其正统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严酷的《秦律》，但这并不妨碍其他学派的继续发展。事实上，孔

　　子时期的儒家思想经过孟子和荀子的努力转变了阶级立场，为儒学以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秦代，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愈发的突出，此时虽未有著名的儒家代表，但是汉初的诸多大儒大多都经历过秦代儒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使此时蛮横的始皇实行了坑儒。可以说，秦代的坑儒将汉代之前的儒学发展分为前后的两个阶段：前期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先秦主流的孔子、孟子以及后来的荀子所共同主张的儒家思想，二则是淳于越等人对儒学不入流的曲解。坑儒之后，儒家思想经过了一番“清洗”，早期儒学体系逐渐趋于成熟。同样为后来的儒学确立其正统地位提供了条件。应当说，没有秦代的坑儒，也就没有后来汉武帝能够顺利地确立儒学正宗地位的过程。与坑儒并列，且多为古今人物所评论的莫过于秦始皇的另一项政策：焚书。就焚书的整个过程而言，秦始皇的出发点是对的，不过他低估了文化对人的塑造性和专制文化的反作用。相对而言，虽然秦朝的文化专制并没有像以后历代王朝那样高度集中，但在秦朝就已经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毕竟，中央集权制下的文化需要专制，但过度的专制则会带来对社会不利的影响。上述表明，秦代文化具有极强的传承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因而，就秦代人文社会的状况，其独特的政治体系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积淀。三者相辅相成，更凸显了秦文化的独特性。秦的时代，是中国历史真正从奴隶时代转变为封建时代的转折点，这一时期，秦代强大的经济活力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充分保障了先秦文化的有效转型，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从此便形成了以大一统为核心的、以儒家文化为外在表现的和谐的中华文化，并由此推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

　　四秦朝文化对于后世的影响

　　首先说说汉朝，秦朝文化奠定了汉朝文化的基础，是汉文化领先于同时代的世界文明的先决条件。秦代的焚书坑儒，虽对秦末汉初的帝国文化有所损失，但从长远来看，秦汉之所以一脉相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文化背景和后来文化发展的需要具有极为强烈的相似性。其次，正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当代的文化发展也具有可借鉴性。

　　一方面，秦朝过于急切的文化专制政策其实我们，实施文化政策需要循序渐进，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断改变或者完善其政策。这也正合当下我国文化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在稳健中透出其迅捷。长此以往，我国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也一定能够实现。另一方面，秦朝第一次实现了对度量衡的统一，不仅在当时对秦代的经济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在现今社会对我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对我国的市场经济而言，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正如当年统一的度量衡，有利于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和我国经济持续长期的健康发展；对城市管理而言，合理的规划则有利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优化和城市等级的逐步抬升，顺应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做出了贡献；而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而言，尽快建立完备、有效、便民的法律体系是必要的，只有法律完备，才更有利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而言，我国要实现社会的全面繁荣，离不开现今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文化创新。只有推陈出新，趋利避害，才是当今我国政府所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各项指标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秦时明月，照亮的不仅是秦的时代，照亮的更是我们千百年后的当代社会。

篇二：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

　　Zhou-QinCultureandtheSocialistCoreValues

　　作者：高强

　　作者机构：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宝鸡721013

　　出版物刊名：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23-25页

　　年卷期：2017年第5期

　　主题词：周秦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治法治

　　摘要：周秦文化是周秦时期中国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中国政府积极倡导的价值取向.周文化的核心特质是崇德尚礼、厚德载物,秦文化的主要特色是崇尚法治、寡义趋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既是周秦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周秦文化可以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篇三：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

　　依秦旧制民统计在此期间的130余年里秦与六国作战近百众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有次斩首敌军见于记载的就达140万人逐一击灭富家室故其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敌国终于在实力和文化精神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丽无铢两之报死担当了结束分裂恢复统一的使命

　　事功精神：秦兴亡史的文化阐释

　　关键字：事功,精神,兴亡,文化,阐释

　　在秦史探索的漫长历程中，揭示其兴亡的历史奥秘是一个恒久的主题，近年勃兴的秦文化研究为全面审视其内在原因开拓了新的思维空间，人们开始突破单纯的实证传统，努力寻觅和建构文化的阐释，其中对于秦文化精神与秦兴亡间关系的研究便是显例。迄今学人已先后提出秦人“尚大求多”的功利价值观说、“公利”文化精神说和军国主义精神说等观点①，用来解说影响其兴亡的文化因素，皆能独出机杼，各有胜义。然而，治史的精义在于不断扬弃成说，邃密新知，秦文化所蕴含的内在精神世界是永远向诠释者开放的，故理解亦未有穷期。因此，本文尝试提出事功精神的新说，重构秦人兴亡史的文化阐释。

　　秦人事功精神的渊源和背景学术大师韦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说，即任何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这一事业并维系其成败的无形的文化精神（Ethos）②。古老的秦人崛起于关陇，不断壮大，终于担当一统华夏的历史伟业，其凭藉的文化内驱力便是以事功为价值核心的文化精神。事功，是传统文化中习见的语汇和范畴。《周礼·夏官·司@①》：“事功曰劳。”《商君书·修权》：“民信其赏则事功成。”先秦典籍中影响较大的是《左传》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所谓“功”即事功，亦即事业和功绩，这是古文献中最早将事功作为人生和社会价值的说法。在传统文化历程中，事功范畴具有复杂的语义史背景，形成了丰厚的话语支持系统，成为人们致思和践履的价值焦点之一。因此，我们不妨从事功的视角检视秦人历史文化所展现的内在精神特质。秦人事功精神源远流长，它建基于秦文化功利主义取向之上，融汇了东周时代思想精华。秦部族早期游牧狩猎，又地处西陲，濡染戎狄之俗，西周宗法伦理文化的影响较弱。这些因素均促成秦社会较浓烈的功利主义特质，成为滋育其事功精神的温床。上述广泛存在于秦人精神和现实生活中的价值意识，已由不少学人的研究予以证实。比如，从出土的秦《日书》中足以揭示秦人观念中强烈的逐利、慕财和求富贵心理；先秦至汉晋文献中亦不乏秦社会风俗重功利轻伦理的直接记载。另一方面，时代背景的因素亦同样不可忽视。如所周知，东周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剧变时期，新兴社会阶层和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扬弃旧制度，创建新秩序，带来权力的重组和思想的解放，引发文化的突破和事功的张扬。因此，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事功精神普遍高涨的年代。从历史践履方面看，迭起的五霸、兼并的君主和变法的能臣无不发扬蹈厉，将事功的追求推举到邦政的前台。从思想学术层面看，争鸣的诸子相反而相成，尽管在意蕴和重视程度上有差异③，但儒、墨、法等家均讲事功，尤其是法家形成了事功立国、尽力务功的系统事功思想，并给予大量接纳法家思想的秦文化以深刻的洗礼。事功与功利概念有差异，应作细化分析。事功侧重在主体对建功立业的追求。相比之下功利的内涵比事功广，它在某种程度上包容事功意识，但其重点落在利欲、利益的“利”字上，所以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事功。显而易见，

　　如学者曾习称的秦人不敬祀祖先而滥求祀鬼之利的功利态度，秦社会中儿媳不礼敬公姑的世俗势利举止，均与事功精神有很大差异。然而，后者又构成前者的观念基础，功利主义取向泛化及于人生作为层面，则引发功业追求的事功意识。从个体进退荣辱之私利的微观事功，到关涉民族邦国之福祉公利的宏观事功，无不起步于斯，秦人事功精神的价值基础正是建立在全社会功利主义取向之上的。

　　总之，由于文化渊源和历史机缘，最早标榜为姜齐之立国宗旨的尚功精神，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秦人成为光大华夏民族事功精神的担当者。

　　秦人事功精神的内涵及其泛化秦人重事功，首先集中体现在秦立国以来有为君主对霸业之事功目标的恒定取向，及其顺时应变向帝业目标的提升。自襄公开基建国伊始，即初见僭端。其时秦虽属蕞尔小邦，却规摹弘远，志在天下，这从其奉祀制度中已可窥见④。至穆公创霸，吞灭西戎，雄视东夏，将秦人事功推向一个新阶段。战国中期，孝公变法强秦，谋求东制诸侯之帝业⑤，角逐帝业的事功追求从此贯穿了秦以后的百年史。继而惠王构想并吞天下、独治海内之帝业⑥，使秦人事功目标递进到新层次。后有昭王“业帝”，奠基一统基石，使秦人空前地逼近了统一的事功目标。至始皇完成一统伟业，实现了秦人数百年的事功梦想。始皇又创制拓边，追求传业万世之功，将秦人事功推向顶峰。秦人重事功，还表现为秦历代有为君主对于事功目标的韧性追求和专注精神。早在春秋时代穆公创霸，属意东进，但在崤之役受阻后，遂及时调整战略，“西击戎狄，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⑦。战国中叶，孝公不甘居落后，毅然颁诏求贤，奋起变法强秦。秦有为君主不仅对于外部挫折采取积极应战态度，在对内强化君权的权力斗争中，亦能协调内外事功相辅相成的关系，既成就尊君抑臣、权归中央的施政意图，又不因权力角逐而遮蔽或偏离创霸业帝的既定事功目标。如惠文王加害商鞅，但诛其人而仍行其法⑧。包容兼综百家、震铄古今的政治智慧和应形无穷的军事韬略，是秦人事功精神的另一大特色。见诸秦君主事功践履之荦荦大者，有任贤、纳谏、任法等开明之政略。尤其是在诸侯兼并天下争于战功的历史环境中，秦人以战立国，因此注重军事外交谋略，讲求战争艺术，成为秦人事功精神重要特色。这从惠文王推行连横之策到范睢实施远交近攻战略均有淋漓尽致的发挥，而秦王政统一六国的战略，更体现了“战胜不复，应形于无穷”⑨的高超战争艺术。秦人事功精神经历了一度向周文化趋同再转而法家化的历时性变迁。

　　春秋时秦穆公赫赫事功中，曾不乏践形周政的业绩。如他“身举五授之以政”⑩的破格任贤，赐酒而赦盗食宫廷善马之野人的“含淳德以遇其下”（11），袭郑伐滑遭惨败后穆公的纡尊救过和作誓罪己，上述尚贤宽下、树德罪己等事功思想，大都契合于周政和儒家理想，即以德义为手段佐助事功之诉求，如穆公所谓“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故尔获得孔子“行中正”，“虽王可矣”（12）的首肯。以商鞅变法为起点，秦人事功追求的非道德主义倾向渐趋鲜明，他们漠视政治和军事伦理传统的约束，不惜采用诈伪、酷烈之手段。秦所尚首功制度，在列国军功制中亦最具血腥性，秦较普世诈伪悖德风气确实走得更远。

　　事功精神还以话语形式积淀为独到的理论形态，即商鞅和韩非颇具系统的事功思想。《商君书》中“功”字的使用计53次，《韩非子》达260次。先秦诸子中唯独使用事功一词的，恰是高扬事功精神的商鞅学派（13）。韩非

　　率先提出了以实际功效作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检验准则，折射了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甚至蕴含了当代“猫论”的理念基因。商、韩以君主为本位，以公利公功为核心，提出了从治、富、强、王到“兼天下”的最高事功目标，迎合了秦政的事功诉求，亦顺应了时代潮流。商、韩将事功提升为课吏的尺度和刑赏的标准，通过导制臣民行为取向，将朝野心智功力凝聚起来，收尊主强国致霸之效（14）。

　　秦人渊源有自的事功精神，自战国以降进一步得到制度、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引导、激励与强化。商鞅变法，奠定秦的治国方针和立国精神，所奉行的法家政治以任法耕战为本，二十级军功爵制为用，以事程功，功立赏随，把事功精神落实到了实处，使君主之利、国家之利与臣民之利找到了有效的结合点。

　　所谓秦臣民之功，约为治功、军功和农功三途。治功即官吏在其职任上治民治事之功，如商鞅以变法有功而封君，甘罗使赵有功封上卿等。秦法中的上计制、考课制即是对在职官吏勤劳本职治功的考核，如出土秦简中直接保存了县级政权对下属官吏的考课法律文本（15）。军功，指各级将士在战场上的“斩首捕虏”之功，在《商君书》中保存了计首授功的原始规定。农功，指农民戮力务农，“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16）。农功亦有奖掖，如所谓“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可理解为大量输纳粟帛而被授与高爵，作为其结果，可被免除徭役”（17）。在功立赏随的秦制度中，军功爵制作用最著。战国时六国也存在各种功爵制，“但在发达严整程度上，与军功结合紧密程度等方面，秦之爵制远远超过了它们”。军功爵制“把全国臣民上下人等都吸纳到战争的轨道，而且以此吸引每个人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18）。

　　在意识形态的教化层面，为了整齐统一社会思想取向，秦统治集团对不同学说流派的取舍尊黜时，同样贯彻了事功的价值标准。法家思想“尊君卑臣”，“一断于法”，“谋治强之道”，“致霸王之功”，契合秦君主政治的事功诉求和现实需要，因而被接纳为秦主流统治思想并在其百余年的洗礼陶冶下浸以成俗，史称秦国“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19），“管商之法者家有之”（20），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秦人功利取向和事功意识。墨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秦获一席之地，学人曾作过许多解说（21），其实根本原因乃在于墨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上功用”思想与秦人事功精神的相通。墨家尚力，认为利益和功业生于力，“赖其力者生”（22）；推重事功，追求“济世成功，垂名后世”（23）；主张论功行赏罚，“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24）。墨家以国强、国治为施政目标，认为国家“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25）；倡导自强的事功态度，主张庶人、士和将军大夫“竭力从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以求“谋事得，举事成”（26）。显然，这种“强力疾作”的事功精神是可以激起秦人共鸣的。

　　同理，兵家、农家等学派得以在秦传播发展，乃因这些实用之学适应秦人事功的需要。相比之下，尽管秦人从局部上吸纳了一些儒家说教，但从整体上是持排斥态度的，其深层根源在于儒家以道德规范事功诉求的伦理精神与法家以事功压倒伦理的取向形成尖锐的冲突，无助于东周兼并时代的事功追求。

　　上述制度导向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性，进一步塑造了秦社会各阶层不同层次的事功意识，执着进取的事功精神漾溢于朝廷庙堂之上，播散于都邑乡里之间。从人主卿相谋臣到将士农人贩夫走卒，无不“慕业务功”，“尽智竭

　　力”，“并心进取”。秦君臣致力于“日月之名”、“太山之功”（27）的非常之事，百姓则角逐“斩首捕虏”、“粟爵粟任”的世俗之功，这无疑构成了秦文化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历史图景。

　　秦素有开放的用人传统，东周时代秦政治舞台上的精英人物多为外来士人，仅史书知名见纪的就有五六十人之多。与东方诸国士人“不治而议论”的文化批判建树相比，他们几乎都不是以“立言”名世，而是积极参与秦政运作，不仅在历史上留下赫赫功业，也展现了进取的事功精神风貌。孝公时商鞅相秦变法，“处实而效力”，力倡“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28]，在“成秦国之业”的同时，商鞅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功如丘山，名传后世。”（29）昭王时羁旅入秦的范睢，由游说远交近攻之策而取客卿，谋兵事进固威之谏再拜相封应侯。后来蔡泽称赞范睢云：“今君相秦……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30）战国末世李斯师荀子习帝王术，怀不凡抱负，欲“为建功者”，遂西入秦，以“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万世大功为说辞悟秦王而取客卿之位，后又冒死上《谏逐客书》，力陈历代客卿兴秦之功，“秦王卒用其计谋”。李斯佐秦王“竟并天下”，擢拜丞相，位极人臣。太史公以事功为着眼点赞许其“辅始皇卒成帝业”的卓越贡献，并为其晚节不终而扼腕，“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31）。从商鞅到李斯的追求，为我们提供了秦士大夫精英群体的缩影。

　　秦政治体制下的普通中下层官吏，在朝廷“课其功伐”、“劝以功利”的制度激励下，同样怀抱浓厚的事功精神。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墓主，秦始皇时代的法吏喜死后以大量生平习用的法律简书随葬，反映了墓主生前兢兢敬业克尽职守的心态。睡虎地秦简的《为吏之道》，从居官箴言的特定角度，凝聚了中下层官吏的志趣和追求。简文称“凡为吏之道，必精絜正直，慎谨坚固”，在论列“中信敬上”、“举事审当”等五项为政准则后说：“五者毕至，必有大赏”。又云“禄位有续孰@②上”（32）。普通行政官吏虽无“武爵武任”之功，但只要勤于政事累日积劳取得政绩和治功，就同样可获“大赏”和“禄位有续”的升迁（33）。

　　对于秦国下层民众来说，事功理想并不玄远，而集中体现在对军功的向往和追求。秦统治者以耕战劝民，“利出一孔”，赏罚并用，“使必尽力以规其功，功立而富贵随之”（34），由此而造就秦国庞大的军功地主和自耕农阶层。在秦简中同样可窥见民众这类生动心态，如《日书》载：“生子必有爵”、“生子为大夫”、“甲午生子，武有力”（35）。秦民众不仅把获爵授官的期望寄托于后代身上，更透过自己父兄在疆场上浴血苦战“论荣取功”，搏取田宅爵禄。在云梦睡虎地四号墓曾出土两件木牍，是秦末参加对楚地淮阳作战的秦士卒黑夫和惊的家书。黑夫写道：“书到皆为报，报必言相家爵来未来，告黑夫其未来状。”惊则担忧“新地入盗”，要求母“行新地，急急”（36）。这两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家书原件，将秦前线立功士卒心系家乡，关切依法授爵行田宅的急迫心境展现无余，使后人触摸到秦民众强烈事功追求的历史脉搏，感受到以爵位、土地这些切实的利益杠杆为事功导向的秦军功爵制的巨大感召力，进而领悟到兼并进程中秦凌厉兵锋所向披靡的深层奥秘。

　　事功精神与秦人的兴起生长在秦文化沃土上的事功精神源远流长，它成功回应了东周“进取之时”和“兼异之势”的历史挑战，塑造了秦人的独特性格。事功意识的普泛化，使之成为秦社会运作的灵魂和杠杆，升华为秦民族意识的精神支柱，对秦

　　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功精神以强国创霸帝天下为总体战略目标，以普泛的臣民事功取向

　　为基础，以功立爵随的制度建构为导向，有效聚合了秦全社会的理想意志，充分发挥张扬了秦人的历史能动性和创造性。这种对于事功目标的恒定追求和思想志趣的专注指向性，实际构成了秦人执著的民族集体情商（37）。事功精神与秦社会富有生机的新兴制度相辅相成，将秦全社会心力能量高度聚焦，迸发出极大的历史潜能和社会效率，这无疑是列国间经过五个世纪的实力较量后秦人终操胜券的一大精神优势。

　　事功精神的政治效应，在于它开拓出秦刚健、清新、高效的政局。秦立国史上十几代国君中有为者多，庸主少，他们都将强国霸业作为既定国策和事功目标，大体都维系了较清明的政治路线，朝乾夕惕，前赴后继，围绕强国功业进行了长达数世纪的政治接力，这在东周列国史上是罕有其匹的。在秦史上，几乎没有出现东方列国中诸如人主昏愦、王室父子相斫、女色惑政、篡臣图私、盗跖揭竿、货赂公行等等政治病态。《荀子·强国篇》有一段颇著名的文字讲到“秦之百姓朴，百吏肃然，士大夫明通而公，朝廷所决百事不留”，荀卿最后慨叹道：“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这确属报道入秦观感极为难得的材料。无独有偶，韩非入秦也作过重要的对比：“彼法明而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38）。秦在吏治方面的有为气象，恰与山东乱政构成鲜明反差。

　　不宁唯是，事功精神所嘉惠于秦史的，还在于它锻铸了秦军强大的战斗力，促成了“阐并天下”、“平一宇内”的伟大功业。在很大程度上，事功精神是秦社会适应东周特定历史生态环境的一种文化专化现象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它具体表现为“争于战功”的尚武之风和“贵奋死”的牺牲精神。故史称：“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十可以对百……千可以对万，万可以克天下矣。”（39）“是故，秦战未尝不克，攻无不取，所当未尝不破也”（40）。

　　秉此，秦人逐渐摆脱了战国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为诸侯雄”（41）。据统计，在此期间的130余年里，秦与六国作战近百次，斩首敌军见于记载的就达140万人，逐一击灭敌国，终于在实力和文化精神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担当了结束分裂恢复统一的使命。司马迁在回顾了秦自襄公以来发展史后认为，“统一若斯之难也”（42），实为不刊之论。而秦凭藉其事功精神、不断完善的制度和十几代人切实的努力，臻此伟业自有其必然性一面。诚如学人徐复观所指出：“秦国守商鞅之业，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有坚决的政治作法，有可以程日计功的效果，以此对付经常在混乱中的山东诸侯，则商鞅死后经117年而秦统一天下并建立专制政体，无宁是当然之事。”（43）

　　秦始皇承传并光大先王事功，一手完成统一，缔造帝国，创制拓边，将秦人事功推向顶峰。对此，后世开明史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司马迁赞扬其统—之功：“秦取天下多以暴，然世异变，成功大”（44）。又云始皇“制作政令，施于后王”（45）。唐太宗则推重其拓疆之功：“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46）由此足以凸显始皇事功在文化史上非同寻常的地位。

　　事功精神的失落与秦朝的速亡然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秦人功业臻于极盛之际，也是其事

　　功精神异化和失落之时。这不仅表现为其事功思想中积极内涵的失落，也表现为其固有弊端的恶性膨胀。

　　天下既定，攻守迥然异势，一统王朝最迫切的历史任务，就是从战争的事功轨道上改弦易辙，尽快实现政治主题的转换，“向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徭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47）。然而，文化的专化与传统的惯性导致“秦不行是风而循其故俗”，王朝为其赫赫事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概而言之，秦始皇晚年政治有四大问题。其一曰急，始皇“任战胜之威”，“伐能矜功”（48），急于兴作，好大喜功，使本有积极意义的举措成为刻剥急政和穷兵之祸，完全背离了“处实务效”、量力而行的理性事功原则（49）。二曰独，始皇极端专制，“独治海内”，以传位万世为务独擅天下之利，违悖了朝野共力、臣民共利的事功传统。依秦旧制，民众“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有财卤以富家室，故其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而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无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50），百姓“不复如战国时，力战于外犹得觊功赏”（51），臣民普泛的事功追求畸变为君主独夫之功利，事功精神丧失了制度支撑和民众基础，以致“上下瓦解，各自为制”。三是侈，始皇“外元敌国之忧而自纵恣”，“宫室过度，耆欲无极”（52），这种“穷困万民以适其欲”的侈靡政治无疑是对清明的事功政治的悖离。四是暴，始皇父子刑法严酷，不笃礼义，将法家事功思想中固有的迷信强力、摒弃德治主义和依赖严刑峻法等负面发挥到了极致，造成古史上空前的暴政。诚如陈亮所论，“夫急于效者有术中之隐患，详于禁者有法外之遗奸，求备于民者，民将至于不能自胜也”（53）。急功近利、亟役万民之举加剧了统治集团的腐败，促使帝国与民众之间，尤其是与山东原六国民众间矛盾迅速激化。伴随事功精神的黯然失落，秦帝国蹈入二世而亡的悲剧结局。

　　事功精神与秦兴亡之间的关系既明，则其得失亦不难寻踪。如所周知，东周时代存在的推重事功和崇扬伦理的价值分野，不仅是法家和儒家两大学派的思想歧异，也体现为东西部不同区域之主导文化精神的对立。秦灭六国正是事功精神对东方伦理精神的胜利。历史业已证明，儒家情怀企图以伦理塑造历史，只能是超历史的道德理想；秦人用事功精神去拥抱历史统一潮流，追求强国一统，最终梦想成真。在历史—伦理冲突中，秦事功精神有其切合历史维度的进步性。

　　然而，秦王朝的丧钟也同时击碎了事功理念的自圆梦境，将其历史负面和局限诸如极端功利主义、非道德主义等予以充分曝光，引起后世思想家恒久的反思。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语境下，事功诉求与德治原则之间如何保持必要的张力，无疑成为事功话语及其思想发展的新走向。汉代对秦事功及其精神遗产有继承有扬弃，从汉代儒学关切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话语到人们习称的儒法合流，在深层上体现了寻求历史与伦理和谐、立功与立德互补的反思和努力。从此，传统事功精神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①关于秦文化类型和精神特点，林剑鸣先生提出“尚大求多的功利价值观说”，见《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笔者提出“专化说”和“征战型文化说”，见《上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黄留珠先生提出“军事性文化说”，见《秦文化论丛》第3辑，1994年。张岂之先生提出“公利文化精神

　　说”，见《陕西日报》1993年10月15日。阎步克先生论述了“军国主义精神说”，见阎氏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③总括而言，儒家法家对待事功的歧异，在价值取向位序上有首重立德与立功的不同；在事功目标上有法先王与尊霸道的分野；在事功手段上主要有循礼治和重法治的对立。

　　④详见《史记·六国年表序》。⑤《史记·商君列传》。⑥《史记·苏秦列传》。⑦《史记·秦本纪》。⑧《韩非子·定法》：“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⑨《孙子·虚实》。⑩（12）《史记·孔子世家》。（11）《史记·秦本纪》载由余语。（13）《商君书·修权》：“民信其赏则事功成。”（14）详见拙文《法家事功思想初探》，载于《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15）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牛羊课》、《厩苑律》等，参看安作璋《秦汉官吏法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16）《商君书·垦令》。（17）西鸠定生：《二十等爵制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83页。（18）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19）《战国策·秦策一》。（20）《韩非子·五蠹》。（21）郭沫若认为墨家尚同及连坐、刑罚主张与秦法家相沟通，并注意到秦始皇的“强力疾作”是墨家作风，见氏著《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马非百注意到墨家轻死勇武、严法酷刑精神类同于秦，见氏著《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6页。也有人强调墨家纪律严明及其献身精神与秦文化相似。（22）《墨子·非乐》。（23）（26）《墨子·尚同中》。（24）《墨子·尚贤上》。（25）《墨子·非命下》。（27）《韩非子·功名》。（28）（29）《盐铁论·非鞅》。（30）（39）《史记·范睢蔡泽列传》。（31）《史记·李斯列传》太史公曰。（32）《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80页。（33）参见张铭洽《〈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与秦文化》，《秦文化论丛》（三）1994年版。

　　（34）《商君书·错法》。（35）分别见《日书》简798、992和简869。（36）《湖北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9期。（37）Neisser,V.etal.Intelligence:KnowsandUnknows.Americanpsychologist.2.1996.（38）《韩非子·饰邪》。（40）《韩非子·初见秦》。（41）（52）《盐铁论·论功》。（42）《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4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一，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125页。（44）《史记·六国年表序》。（45）《史记·秦始皇本纪》。（46）《贞观政要·贡赋》。（47）《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48）《盐铁论·褒贤》。（49）《韩非子·观行》云：“天下有信数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不能胜。”主张对自我实力要作清醒认识。（50）《汉书·袁盎晁错传》。（51）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页。（53）《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卷九。转引自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字库中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熏右力@②原字上民左攵下日

　　【参考文献】:

篇四：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

　　在精神文化层面秦国文化中的尚法尚战尚农功利主义色彩极浓如秦王政之于实施疲秦计的韩国间谍郑国之于写谏逐客书客卿李斯等不管国别身份不管出身贵贱只要你说的你做着千丝万缕血缘关系的宗法之封比如鲁国晋国燕国都是周朝的同姓诸侯国齐国是助周灭商的功臣吕尚姜姓的诸侯国就连楚国的先祖鬻熊也做过周文王的老师鬻熊的孙子熊绎也是由周成王分封的

　　秦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其现代性转换

　　摘要：秦文化的文化时空指涉包括秦族文化、秦国文化和秦王朝文化，秦文化以法家思想为其理论基础，在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及其封建国家政权组织方式的构建等方面起到了奠基式的“创生”作用。秦文化，法家文化和齐鲁文化，儒家文化一样，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为补充。时至今日，秦文化中勇于开拓、强毅果敢、不畏艰险、敢为人先、质直尚筒、崇法尚同等优秀的文化要素，仍然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优秀的文化之石。关键词；秦文化；法家文化；封建制度；文化基石

　　以法家思想为其理论基础的秦文化，在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及其封建国家政权组织方式的构建等方面起到了奠基式的“创生”作用。然而，不但在自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史学评价中，秦人，秦史，秦文化被贴上了野蛮残酷的文化咒符，而且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国学热”的文化浪潮中，秦文化，乃至法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历史进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贡献，都被有意或者无意地淡化遮蔽。在某些学者文化心理的潜意识层面里，认为秦族、秦国、秦王朝没有文化，更谈不上有文化贡献，即便是有一点文化，也是以“严刑峻法”为特色的暴政文化，代表着野蛮暴力的落后文化。甚至在普通民众普遍的文化认知里，都认为秦政是暴政，秦文化是暴力文化，基本乏善可陈。一个普遍而恒定的基本认知是，秦国统一天下，只是武力战胜，而不是文化战胜。其实。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秦国统一天下，从军事角度来看，固然是武力战胜，但实质上真正起作用的是文化，是文化的力量。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规范和决定着人的主观能动性。文化的先进与否，决定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秦国的发展史以及统一天下的实践再一次正明，秦文化并不是落后文化，落后国家也可以通过“创造性转换”吸纳先进社会的文化，跳跃既定阶段，赶超那些貌似繁荣，但实际发展已经濒临极限的国家。这就是文化进化的潜力法则——落伍者的特权。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进程表明，历代封建王朝并未摈弃秦政治，以法家文化为理论核心的秦文化，“尊儒尚法”“儒法表里”一直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所践行。毛泽东曾经一针见血地揭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政治奥秘：百代犹行秦政法。(一说为“秦政事”)客观地讲，秦文化，法家文化和齐鲁文化，儒家文化一样，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为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贯彻统治阶级的意志，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尊儒尚法”体现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融合统一。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盛衰周期也表明，大凡一个王朝如果只用法政(法治)，或者只用德政(人治)，并且将法政(法治)或者德政(人治)运用到极致的时候，那么国家政权就会有倾覆的危险。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态度，科学理性地研究秦文化，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秦文化中勇于开拓、强毅果敢、不畏艰险、敢为人先，质直尚简，崇法尚同等优秀的文化要素，仍然是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优秀的文化之石。我们认为，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座光辉灿烂的文化圣殿的话，那么构筑这座大殿的，就不仅仅是儒家这块文化之石，它同样需要法家、道家、兵家、农家等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为其奠基之石。因此，全面系统地提炼和审视秦文化的文化特质，探索秦文化的现代性转换途径，开发秦文化文化资源，使之作用于西安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一件极为迫切和极为有意义的文化工程。一、秦文化的文化时空指涉及其涵含的内容秦文化的文化时空指涉包括秦族文化、秦国文化和秦王朝文化。它是以秦部族文化为根系，以秦国文化为主干，以秦王朝文化为冠盖的中国传统文化。那么，秦族文化、秦国文化、秦王朝文化都有那些具体的文化内涵呢?我们认为，所谓秦族文化，是指秦部族先后在东夷时期及其西垂时期所创造的文化，这一时期秦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由游牧文化走向农耕文化，其中游牧文化比重很大，特征极为明显。秦人是崛起于东海之滨，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族的一支，属于马背上的民族。在夏商周时代，以“调训鸟兽”，养马见长，秦的先祖伯益之所以被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舜赐为赢姓，受封于“秦”(山东泰莱地区)，就是因为“调训鸟兽”有功。夏时，秦人远祖伯益因与夏启争位失败，秦部族被流徙到西垂(天水市礼县一带)，到商时，秦人的祖先蜚廉和恶来事纣，以武勇见幸，周穆王时秦赵的祖先造父为御，有功于周，受封赵城，为赵之先祖，周孝王时秦的祖先非子被为周之附庸国，都是因为秦人善于养马，“马大藩息”，所以说，这一时期的秦族文化，本质上是游牧文化。正因为是游牧文化，所以秦部族的制度文化，部族管理模式，就与以农业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有着质的不同，中原文化是农业文明，重农，轻商，不轻启战端。而秦部族是游牧文化，逐水而居，以战立族，视战为习常之事。所以，秦族的首领继承制，就不是宗法制度下的嫡长子继承制，而是“兄终弟及”，或者是“择勇猛者而立之”，秦的首领都是以勇以武见长的人物，而且大多都是死于战阵之上。新王都是“裂土而居”，重建新都。因此，秦族的精神文化，主要是尚武，“起居饮食所歌谣者，皆战也。”秦部族在西垂(甘肃礼县大地湾一带)，与同为游牧民族的戎狄为邻，为了争夺生存资源，经常性地发生战争，因此，秦族尚武、尚战，贵奋死(忘生轻死)，以战死为吉祥。秦族的风尚和习俗，重事功而轻伦理，崇厚利而少仁义。在物质文化方面呈现出的特质是，祟尚简朴实用，粗重厚实，尚大唯多。现在我们再来看秦国文化的特征。秦国文化在文化本源上，属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这一时期，由于秦襄公将兵救周，获得了周平王的诸侯之封，秦人受封于岐周之地，与西戎争战一百多年，最后收周余民，据周之地，所以农耕文化比重增大。至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奖励耕战，移风易俗，重农重战，“上首功”，“无军功，虽富贵不得芬华”，从事农业生产做出贡献，亦可授于与军功相等的爵位，所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高，农业文化开始渗入秦政治。与此相对应的是秦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有了很大的改变：即由以战立族，以战立国，变为以法立国，以耕战立国，法为国体，农战为国本。其君位传承制度，也由兄终弟及渐变为兼

　　以嫡长子继承制，从秦献公时起，郡县制，客卿制，官僚体制开始萌芽并且成为秦国的基本制度。在精神文化层面，秦国文化中的“尚法，尚战，尚农”，功利主义色彩极浓，如秦王政之于实施“疲秦计”的韩国间谍郑国，之于写《谏逐客书》客卿李斯等，不管国别身份，不管出身贵贱，只要你说的，你做着千丝万缕血缘关系的宗法之封，比如鲁国，晋国，燕国，都是周朝的同姓诸侯国，齐国是助周灭商的功臣吕尚(姜姓)的诸侯国，就连楚国的先祖鬻熊，也做过周文王的老师，鬻熊的孙子熊绎也是由周成王分封的。而秦是非血缘的因功而封，所以始终不为山东六国接纳，融不进中原文化圈。这就是秦孝公所谓的“诸侯卑秦”，不与秦国通“聘问”之礼的深层文化原因。简要地讲，秦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异质有三：一是“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也就是一大家子男女老幼住在一问屋子里。无男女长幼，上下尊卑之分；二是尚贤不分亲疏贵贱。山东六国也变法，也“选贤与能”，但是，这种“贤能”之士，绝大多数都是和国君有着血缘关系的王室贵族，如齐桓公时的相管仲，虽然也是举于士，但他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齐国的重要大臣，都与齐国国君有着“亲戚”关系；晋文公的相，狐偃，就是晋文公重耳之舅，与晋同祖；楚国的用人制度也是“昭旧族，爱亲戚”，所以吴起任楚令尹，实行变法，最后不得不身死法废。而秦国之尚贤，不分亲疏远近，秦国之王室贵族“无军功，虽富贵而不得芬华。”三是君位继承长期不分嫡庶。如前所述，秦人首领和国君之继承，始终没有丢掉“择勇猛者而立之”的传统，即便是在吸收了中原文化之后，也没有彻底改变这一君嗣习俗。秦孝公、秦庄襄王，秦二世，都是按这一传统而继承君位的。此外，秦人在吸收周文化的同时，大量吸收了游牧的戎狄民族的文化，并与各自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立、质朴、尚武、剽悍、粗犷、坚韧的民族性格。秦俗与关东六国习俗差异很大，秦人墓葬多为东西向，葬式为卷屈特甚的屈肢葬，有别于六国流行的南北向仰身直肢葬。从秦兵马俑服饰中可以看出，秦人的服饰与胡服极为相似，尤其是骑兵的服饰，其靴属于皮革制作，窄袖短腰仍以带钩具带束腰，并取前开襟形式，甲衣也长及腹际，这种装束均便于乘骑作战。秦将军俑所戴曷冠，也是胡人习俗。4.秦文化的军事性特点。秦文化可以看成是军国主义的扩张文化，其军事性特征极为明显。秦国军制，比别国完备。秦国实行了“军功爵”的政策，“连坐”法，“告奸”法，以军功升进，士兵出外作战，打胜的有赏。打败的有罚，所以人人奋勇，为求军功。《苟子?议兵》日“齐之技击不可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锐士。”。而且秦国军事人才辈出，如吕不韦，商鞅，都不仅是安邦之文臣，更是治军之能将。商鞅、吕不韦都曾经多次领兵为将，攻略魏楚之地，张仪破六国之从约，范睢以远交蚕食韩魏；此外如白起、王翦、王贲等，皆一代名将，为秦统一作战，建立赫赫军功。尤其是商鞅变法，移风易俗之后，秦国民众普遍具有了好战、重战、乐战的心态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正如《商君书》中所说的那样：“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也”，“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韩非子?初见秦》中也记载了当时秦人尚武尚战的精神，其中说秦人“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这种民众文化心理的变化，给秦国带来的勃勃生机，士兵力战于阵，农人力耕于田，妇女力织于室，人人畏法，个个尊令，数十年间，秦国的国力大大增强，铿锵崛起。

　　5.以客为卿的用人制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为我所用，不问出处，不咎既往。唯才是举，重才轻德。如郑国修渠，百里奚，尉缭子，赵高，范睢，姚贾等人，或为敌国间谍，或为奴隶罪徒，或为声名狼藉之平民。秦国由弱变强、取威定霸、统一海内的原因很多，其开放的、独树一帜的“客卿制度”是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宋代学者洪迈有精辟之论：“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大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卫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为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也，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兼并天下者，诸人之力也。”孔子谈到秦穆公时有这样一段话：“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爵之大夫，起缧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从秦孝公以降迨至秦王政，秦国每世必有异国人执掌军政。每代都有宾客出将入相，异国人才已成为活跃在秦国政坛上的一支十分重要的群体。秦文化的文化缺失，具体呈现为：1.排他性。秦文化中价值观念定势，使得秦王朝奉行文化征服而不是文化融合，秦人的文化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没有改变和调整，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任何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都应该是与时俱进的，都应该是“吐故纳新”，这样才能“日新日新日日新”。否则，就变得僵化，保守，变成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比如，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应该是“革命意识”，打破一个旧世界，这个时候，温良恭敬俭让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把政权恭手相送的。革命胜利后，应该具有建设意识，应该是建设自己家园的建设者的心态，建设一个新世界，时代，任务·对象变了，相应的文化意识也应该有所变化。秦始皇和毛泽东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继续革命，专制专政，把曾经支持过他的人民当成敌人，或者说用对敌人的态度方法对待人民。2.内耗性。秦帝国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地域统一，统一了中华文明，而没有完成思想文化上的统一，秦王朝意识形态没有统一，社会各阶层的文化意识是分裂的，没有统一的全民意志，就形成不了统一的国家意志。这时秦始皇想统一，但方法不对，不是兼容并蓄，而是用野蛮的手段，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议论，即便是“偶语”也弃市。其实，秦王朝建立之前，秦国的丞相吕不韦组织门人写过一本书，叫做《吕氏春秋》，做的就是文化思想统一的工作，但后来因人而废书，(秦始皇与吕不韦的文化思想的冲突)因人废言，丧失了秦文化自我更新、更生的机会。3.趋异性。本来是趋同。任何一个王朝建立之初，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文化趋同期，但秦却是趋异。由于秦王朝建立以后，秦的统治政策，政治文化，或者说统治者强力推行的社会核心价值，和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不一致，所以就产生文化离心力。就是秦文化缺少凝聚力，秦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集权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没有构建起大一统的全社会成员所共遵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统治者的意志，没有变成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上下阻隔，离心离德。本来，秦王朝统一后，息兵罢战，休养生息，是社会大众的普遍要求，但是秦王朝没有及时调整统治思想，统治理念及统治方法，尽管有些举措是形势所迫，比如北上防胡，

　　修长城，开发南岭等等，但是这种与社会大众心理预期目标相悖的举措，无疑是引起社会反抗的主要原因。这是秦文化当中先天性的缺陷，或者文化DNA复制的结果。三、秦文化历史贡献及其现代性转换1.秦文化的历史贡献。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封建政治制度及其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确立。秦文化规定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走向，深重而长久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构成了中华民族恒定的文化结构，尤其是其创造性地转换并将其改造为国家政权组织形态的中央集权和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官僚体制，构成了中国封建最有效的社会管理模式，更是在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文化贡献。2.秦文化现代性转换的路径。秦文化的传承之道只有一条，即“创造的转换性”，其方法是“综合创新”。周有光老先生呼吁，文化传承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创新。温家宝总理说，如将不尽，与古为新。所谓创新，也不是一定要平地起高楼。世界上的新事物都是从旧事物里脱胎换骨而来的，所以，对秦文化的继承，也要走“承古开新”之路，综合创新。秦文化的承古开新，“转换性的创造”，有以下四点是值得关注的。(1)法制精神；尚法，崇法，尊法，唯法是依现代社会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我们应该弘扬秦文化的法治精神，尚法，崇法，尊法。在国家治理的日常实践中，唯法是依，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切实落实到制度上，用法来维护和实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我们党一直强调法治，以法治国，这是治国理念的一大转变，一大飞跃。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不矛盾，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现在，我国的各项法律制度已经比较完备，通过法律确定各种具体社会管理的规范条例已经基本到位，但是执行不力，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要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持之以恒地开展普法教育，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让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成为各级政府和全体公务人员的行政理念和行为规范，促使全社会公民形成自觉遵法、守法、尚法、依法处理社会事务的良好风气。(2)实用理性：尚质，唯实，去虚，拿来主义在当代中国，全社会的实用理性不强。从总体上看，求真务实，还没有真正成为全社会认同并践行的社会主流意识，某些地方政府不惜以破坏政治生态和民族生存生态为代价，片面追求政绩，追求轰动效应，导致地方政治生态恶化，自然生态恶化。某些社会阶层穷奢极欲，肆意挥霍社会财富，践踏社会公德底线，以丑为美，以怪为新的畸形社会现象屡见不鲜。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根本目标是为了实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从社会文明进步的角度来看，就是要保障人民群众通过诚实劳动，获得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要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实

　　现全面自由的发展。为此，在政治体制改革层面，我们要对先进的政治制度，政治理念，政治伦理，像秦人那样以大无畏的自信心态，以追求事功的实用理性，大胆引进，主动拿来，加以改造，为我所用。现在我们对外的物质文化，拿来主义用得彻底，对外的精神文明成果吸纳和运用，就显得有些缩手缩脚。比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全人类创造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明成果，我们就要有主动吸纳，兼容并包的胸怀，有创造一个新政体的气魄，要有创造欲望，要弘扬创新精神。(3)创新品格：吸纳，变革，创造，自主意识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秦人是一个创新意识最强的族群。秦文化的最大最重要的创新就是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夏商周时代，就其统治模式来看，仍然是族群统治，靠的是血缘和族源关系。周王朝所封的公、侯、伯、子、男等各级诸侯国，都是“大宗”的拱卫。华夏民族的真正形成，并以国家形态呈现出来，这一统治模式由秦始皇开创。秦王朝创造了真正国家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统治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秦人的创造欲望最强，是最善于吸纳，融汇，变革和创造的。在当代中国，我们应该继承秦文化中的这种创新精神和创新品格，走出文化自我封闭，唯我独好的误区，对于现行制度中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坚决予以剔除，激活文化创生力，继承传统文化，创造新文化。(4)事功精神：开疆，改造，重建，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有其局限性，但它并不是坏的东西。儒家也讲功利主义。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孔子也说过“宁为大人儒，不为小人儒”之类的话。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对功利的向往和追求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人们的普遍心态和需要。社会主义追求富强，也即追求功利，必然要求坚持功利主义。毛泽东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功利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之上，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革命功利主义”或“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功利主义。无产队级的先锋队就是在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过程中，建功立业。秦文化中开疆拓土，改革求新，奋发图强的文化精神，无疑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的。(5)规范品格：科技，规范，标准，全面统一科学理性，规范意识，民族责任，是秦物质文化生产最显著的一个特点。秦帝国建立以后，秦始皇多次颁布法令，统一衡器和量具。云梦睡虎地发现的秦墓竹简《工律》中规定，“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其实，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就开始了度量衡的标准化工作。其措施，一是度量衡统一进位，规定单位。秦规定度的单位是寸、尺、丈、引；量的单位是桶、斗、升、合；衡的单位是铢、两、斤、钧、石。二是制定统一的标准度量衡器，分发各地。1979

　　年出土的四川青川秦田律木牍，定以240方步为亩，百步为顷，并就阡陌，封埒，畛制设置制定了具体的技术规范。秦王朝还制定了许多经济立法；例如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秦朝制定了《田律》，在官营手工业方面，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数量，秦朝制定了《工律》、《均工律》、《工人程》等法律令，为了保证质量，还要求制作人在器物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与籍属，以保证官营手工业作坊各种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在市场贸易管理方面，为了维护正常的贸易，秦朝制定了有关商品价格、货币比价、度量衡误差限度等法令，如《金布律》、《关市律》等。秦人这种强烈的规范意识和质量意识，切实保证了产品的质量，比如从秦兵马俑坑中发现的弩机，其部件规格相同，可以互相拆用，修复后现在都可以用，每个箭簇的误差不超过一毫米。秦人的这种规范品格和规范意识以及责任意识，是我们今天需要继承的。(责任编校：李亚绒)

篇五：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

　　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日书研读班读秦惠文王四年瓦书亭里陶文的解读与秦都咸阳的行政区划王学理秦汉时期匈奴与西羌的关系秦陵博琼与秦汉博戏之风张文立主题?意志?逆反心理吴晓丛张文立秦兵马俑与秦的统治思想秦文化论著目录索引张文立秦文化论丛第二辑目录关于女脩吞玄鸟卵生大业的讨论秦始皇帝崇神论张文立儒法并用移风易俗论秦始皇礼俗改革李福泉试论秦统一后法律制度的变化秦代江西开发及其县置之蠹测肖华忠秦直道走向考辨汉代人的始皇观张文立秦简所见之非公室告与家罪王子金秦人的尚武精神与秦统一书史揭善恶援笔演性情秦使人物论评介秦文化论丛第三辑目录秦俑研究第四届学术讨论会闭幕词秦汉文化的衔接与发展刘修明论秦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共同的历史道路不同的发展进程秦国社会结构与秦文化散论秦始皇帝的文化思想与文化政策张文立秦代思想言论罪考述张文立儒与秦文化论秦代神权吴小强试析守法守令等篇的归属及其与秦文化的关系赢秦西迁问题新探郭向东关于秦人族源和秦文化渊源的几点认识秦二世元年东巡史事考略王子今李斯的性格与秦代社会吕不韦悲剧的必然性及其历史教训始皇帝焚书坑儒思想文化渊源秦汉瓦当的鉴定戴南海秦汉骑兵若干问题刍议张文立学术空气浓郁学者新论迭出秦俑研究第四届学术讨论会纪要秦文化论丛第四辑目录关于评价秦始皇帝的几个问题张文立一孔之见借以续貂秦始皇帝的政治思想张文立秦代法制文化琐谈史记?秦本纪的史料性质藤田胜久著张新科史记?秦本纪的史料性质秦俑一吕氏春秋的科技思想史地位秦与匈奴的关系郭向东略论先秦时期关中地区的洞室墓张卫星秦统一后的农民阶层秦十二金人考王裕民从考古资料看周秦礼制之关系由更新电子表格软件excel50在秦俑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初步应用秦文化论丛第五辑目录秦陵一二号铜车马综论秦帝国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张文立秦俑坑发现兵器在兵器史上的意义秦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王子今释东南有天子气秦汉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冷鹏飞郡国并行制是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秦望夷宫始建年代蠡测郭向东秦砖试探闫红霞计算机技术在秦俑管理中的应用睡虎地秦简论考评介陈文豪秦始皇帝研究集大成的新著秦始皇帝评传评介秦文化论丛第六辑目录秦陵铜车马的制造工艺概述秦兵马俑坑与区域文化张文立论秦西汉都城的面向兼与杨宽先生商榷试论秦人的信仰张卫星秦军事集团与秦文化薛瑞泽略论秦齐两国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秦代民间简字举例王子今新出秦封泥选释二十则战国时秦的领域形成和交通路线藤田胜久著始皇帝和秦王朝的兴亡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历史观藤田胜

　　《秦文化论丛》第一辑目录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林剑鸣）论秦的社会与秦文化（斯维至）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袁仲一）秦文化的考古工作和与研究（巩启明呼林贵）秦文化概说（黄留珠）秦代都城和陵墓的建制及其相关的历史意义（石兴邦）秦代政治文化断想（刘宝才）嬴秦族西迁考（何清谷）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段连勤）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韩伟）早期嬴秦西迁史迹的考察（尚志儒）秦始皇六大统一政策的考古资料（陈直）秦始皇帝的性格（张文立）征服与反抗──略论秦王朝的区域文化冲突（刘文瑞）秦国用人的得失与秦文化（赵世超）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日书》研读班）读秦惠文王四年瓦书（袁仲一）秦咸阳宫位置推测及其他问题（王丕忠）亭里陶文的解读与秦都咸阳的行政区划（王学理）秦汉时期匈奴与西羌的关系（王宗维）秦置相邦丞相考异（聂新民刘云辉）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史念海）论秦的厩苑制度──从秦陵马厩坑处的刻辞谈起（袁仲一）秦汉时期的畜牧业（余华青张廷皓）秦代的苑囿（徐卫民）秦汉车制杂议（武伯伦）辒辌车刍议（王关成）关于周、秦帝王陵（李健超）论秦郡及其分布（曹尔琴）“秦缶”考（周天游）秦印探述（王辉）边家庄春秋墓地与汧邑地望（张天恩）半两钱及其相关的问题（吴镇锋）秦俑效应和秦文化的整合（林剑鸣）秦陵博琼与秦汉博戏之风（张文立）主题•意志•逆反心理（吴晓丛张文立）秦兵马俑与秦的统治思想（高景明）铜车马修复中的几点认识（吴永琪）秦陵铜车车舆结构与车舆衣蔽再探（张仲立党士学）秦文化论著目录索引（张文立徐卫民田静王关成李淑萍）《秦文化论丛》第二辑目录

　　关于女脩吞玄鸟卵生大业的讨论（刘宝才）关于李兵的几个问题（周九香）秦惠文王行年问题与先秦先秦冠礼年龄的演变（王晖）朱雀楼劄记（林剑鸣）法家政治与秦的兴衰——兼论战争环境是法家适合的政治土壤（张仲立）秦文化的南播（黄留珠）秦代人口迁徙及秦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彭文米黔林）秦始皇帝崇神论（张文立）儒法并用移风易俗──论秦始皇礼俗改革（李福泉）试论秦统一后法律制度的变化（谭前学）关于秦宫位置考察（何清谷）关中以外秦离宫别馆述论（徐卫民）秦汉园林特点琐议（徐卫民）秦代江西开发及其县置之蠹测（肖华忠）秦直道走向考辨（姬乃军）关于陈胜出身问题的探讨（孟明汉）秦统一后的六国诸侯（田静）汉代人的始皇观（张文立）《秦简》所见之“非公室告”与“家罪”（金烨）睡虎地秦简《日书》秦楚行忌比较（王子金）秦人的尚武精神与秦统一（郭淑珍）《尉缭子》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研究（林剑鸣）二十年秦俑研究述评（李淑萍）论秦俑主题的多义性（王关成）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图像与饮酒（党士学）韦弁服考（李秀珍郭宝发）试论秦始皇陵排水工程（孟剑明）秦俑新彩绘碎片的前期观察与研究（吴永琪张志军周铁等）秦俑彩绘颜料调和剂的初步研究（吴永琪周铁张志军等）汇秦文于一炉谱秦书之新章──读《秦文字类编》（李铨）书史揭善恶援笔演性情──《秦使人物论》评介（苏文）《秦文化论丛》第三辑目录秦俑研究第四届学术讨论会闭幕词（袁仲一）秦俑研究第四届学术讨论会开幕词（吴永琪）秦政──百代之模式（刘泽华）秦汉文化的衔接与发展（刘修明）论秦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龙显昭）共同的历史道路不同的发展进程──秦国社会结构与秦文化散论（臧知非）移民与秦文化（葛剑雄）近二十年“秦文字”之出土与纂研（马先醒）

　　对《秦始皇陵墓向与布局结构问题研究》的一点商讨意见（袁仲一）从秦俑看秦文化──兼评秦文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黄留珠）从秦始皇谈兵马俑研究（刘士莪）秦政治思想概论（贺润坤）秦行郡县利弊论（李鼎铉）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与秦文化（张铭洽）秦代的道家思潮（熊铁基）秦始皇帝的文化思想与文化政策（张文立）秦代思想言论罪考述（谭前学）求长生而致短命──秦始皇帝死因考（林剑鸣张文立）儒与秦文化（王辉）孔子西行不到秦──试论秦文化传统中的排儒倾向（李淑萍）秦人崇尚水德之源与不利黑帝畤之谜（王晖）秦始皇陵修筑的年代──战国•统一•内乱•外争（鹤间和幸）先秦都邑陈仓城及秦文公、宁公葬地刍论（高次若）论秦代神权（吴小强）试析《守法》、《守令》等篇的归属及其与秦文化的关系（徐勇）秦统一中国的邦交政策（徐卫民）秦国早期的逐渐强盛和对戎狄的战争（田亚岐）赢秦西迁问题新探（郭向东）关于秦人族源和秦文化渊源的几点认识（汪勃尹夏青）从文化结构看秦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陈春慧）秦二世元年东巡史事考略（王子今）李斯的性格与秦代社会（田静）吕不韦悲剧的必然性及其历史教训──始皇帝焚书坑儒思想文化渊源（王关成）秦兵器制度及其发展、及其变迁新考(提要)（黄盛璋）再论秦式短剑（张天恩）秦军法述论（郭淑珍）由考古资料看青铜器到铁器的过渡（朱君孝朱思红）壹家堡类型文化与早期秦文化（刘军社）试论东周屈肢葬（段清波）秦汉瓦当的鉴定（戴南海）秦汉骑兵若干问题刍议（张涛）春秋时期秦国的手工业（刘景纯）试论巴蜀水利农业及其对秦的影响（彭文）秦币三等说（赵沛）论周天子三贺秦（党焕英）偶像的喻义（申娟）《咏秦诗》续（张文立）学术空气浓郁学者新论迭出──秦俑研究第四届学术讨论会纪要（李铨）《秦文化论丛》第四辑目录

　　关于评价秦始皇帝的几个问题（张文立）一孔之见，借以续貂（林剑鸣）《史记》秦币记载考释（何清谷）秦始皇帝的政治思想（张文立）秦代法制文化琐谈（齐万良）简论秦王政亲政前后的宫廷斗争（王关成）临潼上焦村秦墓发微（李淑萍）《史记•秦本纪》的史料性质（藤田胜久著张新科译）秦俑一号坑沉降与关中秦代气候分布（张仲立）《史记•秦本纪》的史料性质秦俑一《吕氏春秋》的科技思想史地位（霍有光）尉缭与《尉缭子》评述（徐卫民）秦军事训练刍论（郭淑珍）秦与匈奴的关系（郭向东）略论先秦时期关中地区的洞室墓（张卫星）秦统一后的农民阶层（田静）关于秦末“发闾左谪戌”的几个问题的探讨（孟明汉）秦十二金人考（王裕民）从考古资料看周秦礼制之关系（由更新史党社）秦始皇为何不焚“卜筮”之书？（谭前学）东观刻石位置考（李鼎铉）秦人灵魂观与秦始皇帝陵（陈春慧）秦始皇陵丛考（党士学）秦汉瓦当鉴定（朱思红）读史随笔──从秦刻石看秦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何宏）电子表格软件Excel5.0在秦俑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初步应用（何帆）《秦建筑文化》的评介（王健）从关中地区的髹漆业看关中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彭文）秦文化论著目录（苏文）《秦文化论丛》第五辑目录秦陵一、二号铜车马综论（袁仲一）略论秦直道（史念海吴宏岐）秦帝国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张文立）秦俑坑发现兵器在兵器史上的意义（张仲立）《秦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王子今）释“东南有天子气”──秦汉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冷鹏飞）郡国并行制是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王关成）秦汉对粤战争与岭南开发（黄留珠）试论秦献公、孝公、惠文王时期东伐诸侯国的战争（刘景纯）论秦汉中央政权经营岭南的战略措施（余华青）秦平岭南诸问题辨析（李龙章）

　　秦平岭南述考（王健）新体制下的旧操作──试论秦亡之历史原因（李淑萍）秦行郡县与二世速亡（刘敏）秦隋速亡原因探析（徐卫民）秦宫廷娱乐考述（田静）浅析秦的廷议制（袁红蕾）对战国秦汉晓农耕织结合程度的估计（李根蟠）秦汉城市的地位及其遗址的开发利用（叶骁军）“下具地理”与秦汉地图（郭宝发）秦人齐人尚武精神（彭文党焕英）“以狗御蛊”解（史党社）秦陵铜车马关于几个器名的考释（袁仲一）秦器秦文字研读二题（党士学）秦俑艺术之溯源（王鹰）秦御官俑所佩玉环与我国古代的佩绶制度（李秀珍）秦望夷宫始建年代蠡测（郭向东）秦砖试探（张敏闫红霞）计算机技术在秦俑管理中的应用（吴永琪郭宝发赵昆）关于秦墓中用泥现象的一点看法（蒋文孝）“阿房宫”含义别说（辛玉璞）《睡虎地秦简论考》评介（陈文豪）秦始皇帝研究集大成的新著──《秦始皇帝评传》评介（吴福助）陕西发现成批秦代封泥（苏文）秦文化研究论著要目（苏文）《秦文化论丛》第六辑目录秦陵铜车马的制造工艺概述（袁仲一）秦陵铜车马才智的分析及工艺研究（吴永琪郭宝发程德润）汉初关于秦亡的治乱探讨思潮及其历史作用（张仲立）秦兵马俑坑与区域文化（张文立）论秦西汉都城的面向──兼与杨宽先生商榷（徐卫民）秦的赀刑（梁自玉）秦人早期历史的相关问题（史党社）试论秦人的信仰（张卫星）秦军事集团与秦文化（薛瑞泽）略论秦齐两国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彭文）文化矛盾与秦的灭亡（任建库）邹衍与秦政（李铨）吕不韦、《吕氏春秋》与秦朝政治（臧知非）秦俑雕塑艺术与秦人习尚（郭淑珍）秦汉雕塑概述（党焕英）秦代民间简字举例（王子今）新出秦封泥选释（二十则）（王辉）新发现秦封泥丛考（史党社田静）

　　从考古资料看秦代建筑文化（刘占成）从考古资料看秦代币制改革及其对商品经济的影响（彭文袁红蕾）考古资料所见秦生产工具的类型及相关问题（王志友）秦中小型墓葬葬牲现象浅议（张颖岚）小论秦俑坑建筑用席（徐卫红）青铜器的保护研究与秦兵马俑青铜兵器的保护处理（张志军）摄像技术在秦俑二号坑发掘和研究中的应用（蒋文孝）战国时秦的领域形成和交通路线（藤田胜久著李淑萍译）始皇帝和秦王朝的兴亡──《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历史观（藤田胜久著黄雪美译）与秦始皇有关的各传说的形成和史实（鹤间和幸著苏文译）樗里疾考（徐卫民）“阿房”余论（党士学）秦之军功封爵“未尽行”小议（秦疆）《秦文化论丛》第七辑目录•纪念开馆二十周年•奠基•创业•希望──纪念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开馆20年（杨正卿）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和发掘（袁仲一）迎接文物保护的新世纪──写在秦俑博物馆开馆20周年（吴永琪）扬改革开放之风帆建现代文明博物馆（雷玉平）秦俑发现25年断想（刘修明）从秦俑馆说到秦史研究──秦俑博物馆20周年馆庆寄语（黄留珠）秦俑随想（王鹰）•论文•从炎黄文化到秦文化——简论中国传统文化整合历程（张文立）试论秦政治文化中的帆贪思想及实践（赵沛）秦代的博士与博士制度（田静）西戎所在地域及与秦的关系论（徐卫民）地域名“秦”说略（祝中熹）《墨子》城守诸篇研究述评（史党社）长平之战的历史记录与历史评价（王子今）材士材官考论（张仲立）秦始皇统一战争的实态（鹤间和幸）秦晋（魏）河西争战述论（王关成）试论春秋时期秦国的外交政策（郭淑珍）再论秦帝国的廷议制──兼与袁红蕾同志商榷（秦丕栋）秦国“是县入之”粮仓社会公用述论（蔡万进）筑陵筑墓皆筑怨──秦陵厚葬与秦短祚（李淑萍孟剑明）简牍所见秦代刑徒的生活及服役范围（张荣芳高荣）从出土秦兵马俑看战国时期战争之规模（刘占成）

　　秦大型工程与秦生产工具发展之关系（王志友）从漆器铭文看秦汉漆器手工业性质的变化及其原因（朱学文）秦代士兵的衣饰、戎服及相关问题（李秀珍）秦汉之前我国妇女发式及相关问题简述（许卫红王锐）秦墓出土陶囷模型及相关问题研究（张颖岚）秦陵出土文物与中国古代炼丹术的成就（郭宝发）从“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看中国古代制汞技术（郭宝发李秀珍）从秦陵文物看秦代青铜技术成就（何宏）秦公镈钟铭文的考释与研究（聂新民）新发现“商”字瓦当的时代浅议（呼林贵刘合心）《秦文字集证》序（李学勤）《秦文字集证》序二（韩伟）放马滩《墓主记》的文学价值（张宁）《黄石公三略》考辨（何清谷）赵高之人及其亡秦六步（刘敏）无意助秦有心兴汉的秦博士──四皓（张敏兰德省）秦人与生态环境（蒋文孝）秦俑坑青灰泥成分及其来源的测试研究（魏京武李秀珍）秦俑二号坑棚木腐朽问题初探（张卫星）秦始皇陵一号铜车出土铜弩研究（朱思红）秦兵马俑修复中资料工作的研究（刘江卫）秦公大墓的磬（姜彩凡）以小见大──秦俑指甲的启示（李淑萍）秦始皇帝及诸公子（节译）（藤田胜久著黄雪美译）1997～1998年秦文化研究论著要目（苏文）《秦文化论丛》第八辑目录秦始皇陵与西汉帝陵异同的比较分析袁仲一秦国富强卒并诸侯之地理环境条件探析朱士光关于秦始皇帝权力威势的思考张仲立中国西部与秦的统一张文立论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的关系徐卫民秦建国前活动考察(续)徐日辉试论宝鸡在秦史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张文祥秦国君远行史迹考述王子今秦汉对西部的开发张敏秦帝国军政形势演变概论王关成论宣太后与魏冉的专权刘景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及其对秦的影响何清谷秦始皇执着求仙的原因探析王绍东秦人的“受命”意识与秦国的发展——秦公钟铭文探微臧知非论韩非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崔向东韩非的法治教育思想与秦代教育花艳芳

　　《墨子》城守诸篇军事思想试探郭淑珍关于《墨子》兵技巧诸篇的研究〔日〕大伴鹿著秦仙梅译读《史记•扁鹊列传》札记田静《吕氏春秋》中的军事思想试析郭睿姬郭淑珍凤翔黄家庄秦墓发掘的一点收获王志友秦国早期墓葬中周文化因素的观察刘明科秦始皇陵陪葬坑形制的再认识张卫星秦鼎石甲二论王学理从“以水银为百川江海大海”看我国东周秦汉时期墓葬之内的防腐措施刘春华王志友甘宁地区秦相关文物考察报告史党社秦盾初探蒋文孝对一件俑甲形态的认识张卫星马宇古代佩剑制初探党焕英始皇陵园陪葬坑石甲胄初探王望生秦器物上的动物、植物纹饰研究李秀珍秦俑椎髻初探任建库从汉画像石看秦汉时期骑兵的武器装备申茂盛王淑杰秦陵大鼎纹饰讨论申茂盛略论秦刺绣——兼谈我国古代刺绣的一些问题许卫红王锐试论秦俑彩绘服饰产生的历史条件朱学文秦俑二号坑“异形器”的室内清理许卫红秦兵马俑彩绘颜料的相关问题研究张志军秦俑二号坑绿面彩绘俑头的研究与保护周铁严苏梅容波秦俑陶质烧结温度的检测方法——古陶烧结温度的检测方法综述雷勇夏寅秦俑博物馆信息交换网的探索实践张颖岚赵昆计算机与博物馆的科学管理孟中元继承与创新——《秦都城研究》评述王元林秦文化研究论著目录(1999—2000)田静《秦文化论丛》第九辑目录秦代的甲胄和马甲浅析（袁仲一）荀子论秦论（张文立）德礼法的嬗变与滲透──秦国政治思想杂论（刘文瑞）“秦德”考鉴（王子今）法家事功思想初探──以《商君书》、《韩非子》为中心（王健）秦汉神学政治与阴阳五行的文化意义（张强）公元前三世纪后秦文化对山西的影响（陶正刚）秦代雕塑艺术的几个问题（张仲立）多元化的秦文化研究（孟中元）秦文学探述（张宁）小议陕北秦汉物质文化的史地特点（呼林贵）中国军事史研究评述（黄今言）

　　秦俑的武器装备与秦军的作战方式（郭淑珍）墨家的兵技巧书（渡边卓著秦仙梅译）关于武帝之前骑兵的思考（许卫红）秦律都官新探（曹旅宁）用非其有使其非民──浅析商鞅变法建立的强制性社会控制系统（王宝萍）秦王朝的移民戌边与宁夏平原的农业初步开发（张维慎）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印（周晓陆陈晓捷）秦代的官德──读《为吏之道》（张敏）战国晚期秦国的封君铸钱（何清谷）秦代的“隐官”、“隐宫”考（刘瑞）论秦的民族政策及其影响（王关成）猃狁、乌氏的地域及文化散论（田静史党社）再论西周金文中的“秦夷”及相关问题（辛怡华）秦人早期历史的几个地理问题──以钱穆说为中心（史党社）秦都城研究的现状及前瞻（秦汉）“骊山”与秦（芦建华）秦始皇尊奖乌氏和巴寡妇清动因探析（崔向东）秦宗室人物论（赵沛）试析秦建筑中的榫卯结构及其相关问题（蒋文孝）秦公帝王陵四大陵区及其形成原因（徐卫民）秦始皇陵西侧建筑性质初探（刘占成）秦始皇陵和汉阳陵布局结构之比较（何宏）秦俑二号坑的破坏过程初步分析（王志友）秦“工师文罍”考辨（申茂盛）秦陵出土百戏陶俑的制作工艺及相关问题研究（张颖岚）考辩铜车马内的铜壶和铜折页（郭兴文）《秦出土文献编年》续补（一）（王辉）从秦彩绘看秦代军服颜色的规律（任建库）秦始皇陵出土青铜鼎之我见（朱思红）秦陵新出铜鼎纹饰的图像学初步分析（张卫星）“铺首衔环”探源（党焕英）秦俑甲衣编缀方式新探（武丽娜）秦俑坑建筑遗址木材的树种鉴定（张志军）秦俑二号坑一件彩绘跪射俑的保护修复报告（兰德省容波）秦俑彩绘加固的方法──电子束照射加固法（容波张志军周铁等）秦文化论著目录（2001年）（田静）《秦文化论丛》第十辑目录周秦风俗的认同与冲突──秦始皇“匡饬异俗”探论（臧知非）试论秦王朝的法律思想（贺润坤）秦法律思想新论（徐卫民杨念田）秦汉时期的诉讼审判制度（阎晓军）

　　试论秦的宗法制与宗法观念（张海云）秦帝国灭亡的历史反思（刘占成）商鞅变法与秦国田租的征课──兼论秦汉“纳粟拜爵”与“更赋”的起源（晋文）关于商鞅变法中改革家庭结构的分析（申茂盛）先秦两汉妇女婚恋生活状况发覆（王关成）秦学术探赜（张文立）秦史学及其研究（张敏）秦民谣探述（张宁）西周时期关中西部的“秦夷”及相关问题（辛怡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病》篇释读（王子今）释秦封泥中的三个地名（王辉）新蔡东周城址发现“秦式”封泥（周晓陆）1997──2002年间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研究综述（刘瑞）秦农业地域拓展与农业生产结构的演替（朱宏斌朱学文）论秦汉时期宁夏畜牧业的发展（张维慎）秦简《日书》与战国秦地农业经济生活（吴小强）秦生漆产地之研究（朱学文）陕西渭南地区的秦魏长城与城址考察（史党社）秦汉五畤地望新探（后晓荣）早期秦文化形成的初步观察（张天恩）中国战国秦汉时期墓葬之内的腰坑浅议（王志友）雍城秦公陵园围沟的发现及其意义（田亚岐）秦代攻防武器发展概论（郭淑珍）秦代大型陶器制作与窑址若干问题探索（张仲立）秦半两钱陶范母的发现与相关问题（姜宝莲袁林秦建明）黄山宫瓦当分期研究之管见（孙铁山）秦文字瓦当述略（姜彩凡）试论秦都咸阳建筑装饰及特点（蒋文孝）秦陵地区出土秦代文物上的纹样及特点（文笑德省江卫）凤翔邓家崖遗址秦瓦内壁纹样（许卫红）秦始皇陵陪葬坑的主要特征及其渊源关系试探（袁仲一）秦始皇陵封土形式意义试探（王志友刘春华）对始皇陵地宫“天文、地理”的再讨论（许卫红王锐）秦陵陪葬坑出土木材试论（武丽娜）湘水女神及巴山寡妇（王绍东）中国历史上书法第一人──论李斯的书法贡献及其影响（周晓陆朱思红）秦俑彩绘颜料及其偏光显微分析法略论（夏寅）浅议秦陵K9901陪葬坑百戏俑夹纻工艺（刘江卫）2002年秦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概况（田静）秦文化论著目录(2002年)（田静）《秦文化论丛》第十一辑目录论周秦“治道”及历史影响闫晓君

　　秦与三晋学术的关系——以《尉缭子》、《韩非子》为例„„„„史党社田静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新议„„„„„王爱清《吕氏春秋》与先秦儒家思想„„„„„„霍有光《吕氏春秋》中的墨家„„„„„„„（日）沼尻正隆著秦仙梅译论商鞅变法与我国古代户籍档案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王绍东秦代养客之风新论„„„„„沈刚秦始皇赐公子扶苏书考„„„„„„孙文礼从秦始皇陵园的建制看秦代社会矛盾„„„„„„„„„„兰德省秦王子婴其人——兼论秦的公族与宗室„„„„„聂新民刘云辉秦孝公新评„„„„„„„芦建华秦始皇纪功刻石的文字学价值„„„„„„韩祖伦秦俑艺术散论„„„„„党焕英秦早期经济考略„„„„„徐日辉秦汉漆器手工业管理状况之研究„„„朱学文再论秦代士兵的服装供应问题„„„„„„„王关成秦始皇《会稽刻石》与吴地社会新论——林剑鸣先生《秦始皇会稽刻石辨析》补正„„„„臧知非、宋仁桃关于秦始皇二十九年“过恒山”——兼说秦时“北岳”的地理定位„„„„王子今秦灭蜀战争“石牛计”故事的形成„„„任建库秦献公堑洛及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聂新民遗著聂莉整理《史记•秦本纪》“崤之战”史实考辨„„„„贾俊侠从里耶秦简看秦的法律制度——读里耶秦简札记„„„„曹旅宁试析秦简医籍中的“堇”„„„„„„„张维慎秦简赀甲考„„„„„张卫星宝鸡市陈仓区宁王村遗址调查简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队宝鸡市陈仓区博物馆秦墓地围沟探源„„„„王志友秦始皇陵附近新丰秦井发掘的收获和意义„„„蒋文孝对秦始皇陵园门阙遗址的初步认识„„„„„„„袁仲一秦始皇陵阻排水工程若干问题探讨„„„„„„张仲立秦陵“六号坑”性质商榷„„„„„„„„刘占成秦始皇陵园内城城垣建筑结构的初步探讨„„„„„„„„张颖岚秦始皇陵大型陪葬坑焚毁情况的探讨„„„„„„„申茂盛“园寺吏舍”考论„„„„„„„„„„张文立从秦始皇陵出土铜车看“绥”的部位与形制„„„汪少华秦兵马俑坑土遗址危块加固方法综述„„„„„„„„张志军T21G18-08彩俑的修复与保护„„„„张尚欣王伟锋夏寅常磊毛小芬秦史研究的填补空白之作„„„„„„„„„„„„黄留珠学术作品贵在出新——《秦学术史探赜》发复„„„„„„„„张铭洽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天——读陈平《燕秦文化研究》„„王辉2003年秦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概况„„„„„„„昭惠秦文化研究论著目录（2003年）„„„„„„田静征稿启示„„„„„„„„„„„„

　　《秦文化论丛》第十二辑目录关于秦史秦文化再研究的几点思考„„„„„„„„„„„„熊铁基论秦文化对东方六国文化的两次整合„„„„„„„„„孟祥才二十世纪秦文化渊源讨论评述„„„„„„„„„„吴小强试论秦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赵化成再论周原为秦文化发源地„„„„„„„„„刘军社试论巴蜀地区秦文化与楚文化的碰撞„„„„„„„„彭文宝鸡联合村一号秦墓的清理„„„„宝鸡市陈仓区博物馆、秦俑博物馆考古队对几处关中秦墓地墓葬排列布局的思考„„„„„„„„„许卫红中国古代围沟墓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王志友围墓沟初探„„„„„„„„„„„„„„„„„谢尧亭秦汉陵邑制度研究„„„„„„„„„„„„„徐卫民张天梁论秦都咸阳城郊的水利„„„„„„„„„„„„„„李令福珍秦斋藏王二十三年秦戈考„„„„„„„„„王辉萧春源秦镜与秦人的宗教信仰„„„„„„„„„„„„„„„„„杨谨秦夔纹瓦当的文化考察„„„„„„„„„„„„„„„王鹰陕西宝鸡地区新发现的宁王、马道口两遗址的意义„„„„„史党社田静秦文公兵进“汧渭之会”考„„„„„„„„„„„„„„„„„„„徐日辉渭河峡谷的秦文化遗存与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路线蠡测„„„„刘明科辛怡华试说秦的两都制„„„„„„„„„„„„„„„„李自智李曼丽张雷秦“城河上为塞”第一个渡口榆中县源流演变与张骞出陇西、过河前后行程考„„黄盛璋商鞅《垦草令》的文化史意义和生态史意义„„„„„„„„„王子今名学思潮与秦制度文化创新发微„„„„„„„„„„„„„„„王健秦汉之际国家结构的演变——兼谈张家山汉简中汉与诸侯王国的关系„卜宪群择吉风俗对秦汉社会生活的影响„„„„„„„„„„孙忠家陈纪然论秦代的“良吏”与“恶吏”„„„„„„„„„„„„„„„„刘敏关于秦朝“逆取顺守”之假说„„„„„„„„„„„„„„王绍东《商君书》的“尚公”思想与整体主义政治观„„„„„„„„„„„夏增民试论音乐文化在秦礼制与军事中的作用„„„„„„„„„„„„朱学文战国时期齐秦争霸的研究„„„„„„„赵娜秦人尚武精神的思考„„„„„„„„„„„„„„刘珺从《史记》看秦人的民族观„„„„„„刘春华秦始皇巡游思想溯源„„„„„„„„王永霞秦代戏剧„„„„„„„„„„张宁浅谈秦代的“巫”„„„„„„„„张铭洽秦国田制浅说„„„„„„„„„王勇秦汉邮传经费管理初探„„„„„„„„„„王树金关中主要粮食作物单产的古今比较研究„„„„„„„„„„„王关成秦代标准尺量值浅议„„„„„„„„„„„王爱华秦简《日书》盗者刍议„„„„„„„„„„杨英关于秦货币的几个问题——读秦简《金布律》札记„„„„„„„„„芦建华

　　试论秦汉法律中的宗法思想——以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为例„武丽娜王树金论张家山汉简《津关令》之禁马出关——兼与陈伟先生商榷„„„„„„龚留柱论秦汉法律的性别特征„„„„„„„„„„„翟麦玲张荣芳律文所见秦汉妇女的权利„„„„„„„„„„„宋仁桃张家山汉简《奏献书》所见秦汉主奴关系试析„„„„臧知非关于秦始皇的面目与形象„„„„„„„„„„陶喻之秦始皇“圣王”心理探析——秦始皇东巡刻石的政治解读„„„„„„„陈宁秦始皇帝未立后试论„„„„„„„„„„„„张敏秦始皇亲政前的忍耐心理探微„„„„„„叶晔子婴何许人也„„„„„„„„„„„„张黑龙秦末模式范增事迹钩沉„„„„„张维慎田晓娟赞叹之余的反思——纪念秦兵马俑坑发掘30周年„„„孙立群世纪初秦陵秦俑研究趋向„„„„„„„„张文立始皇陵地宫原始文献的考古学解读„„„„„„„李银德秦俑军阵——秦厉行军国主义的集中展示„„„„„„丁毅华“项羽焚烧秦俑坑”说质疑„„„„„„„„„刘占成兵马俑与项羽之死——秦京师军去向探微„„„„„„李开元秦汉帝国成立之际的秦始皇陵与兵马俑研究的意义——从中央和地方的情报传达视角考察„„„„„„藤田胜久关于秦始皇陵铜禽坑出土遗迹、遗物的初步认识„„„„袁仲一神仙文化对始皇陵丧葬影响试探――兼谈始皇陵丧葬中出现的新制„„张仲立从秦俑看秦人的审美意识„„„„„„„„„花艳芳一组陶俑手势释义及其它„„„„„„„„„„郭向东“绿面（脸）俑”应称“青面俑”——试解“绿面（脸）俑”之谜„„朱思红张亚娜文官俑坑探微„„„„„„„„„„„„何宏秦代工程图学的科学成就„„„„„„„„„„„„刘克明秦陵铜车马相关问题再探„„„„„„„„„„„„„党士学从合金成分看秦俑坑青铜兵器的技术进步„„„„„„„郭淑珍秦始皇陵出土银质义甲考„„„„„„„陈四海梁勉关于秦铠甲的几个问题„„„„„„„„蒋文孝吕劲松秦陵K9801陪葬坑出土石胄放置方式蠡测„„„„„„„蒋文孝“秦殳”质疑„„„„申茂盛2004年秦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述„„„„„„昭惠秦文化研究论著目录（2004年）„„„„„„田静附录：“秦俑学第六届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目录„„„„„„„„„„征稿启事„„„„„„„„《秦文化论丛》第十三辑目录秦隋现象简论„„„„„„张文立试论秦人崛起的历史因素„„„„„„„„朱学文试论秦汉徙豪政策与其王朝兴亡关系„„„„„明慧秦对匈奴的战略措施„„„„„„张宁张敏

　　释“闾左”„„„„„„„„„„„袁仲一秦代列卿问题发微„„„„„„„„„沈刚秦汉的髡、耐、完刑„„„„„„„„杨晓莉秦早期经济中畜牧业的再认识„„„„„„„„任建库“使黔首自实田”新解„„„„„„„„赵理平秦军军服供给及其相关问题讨论„„„„„„„„郭向东秦代兵器的生产和保管„„„„„„„„„张军陈治国周秦文化的交汇带„„„„„„„„„„„„王学理古代关陇通道与秦人东进关中路线考略„„„„„„„„张天恩秦“都邑”问题讨论„„„„„„„史党社关于秦都咸阳的地下水位„„„„„„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篇》新探„„„„„刘次沅马莉萍《秦出土文献编年》续补（二）„„„„„„„„王辉王伟从秦代夯土建筑看中国古代夯土版筑技术的发展„„„„„„„„李秀珍中国古代单辕车系驾关系新探„„„„„„„„„„党士学秦射远兵器有关问题综论„„„„„„„„„„„„郭淑珍秦置郑县的考古学观察－华县东阳墓地秦墓的发掘„„„„„„„王志友宝鸡市陈仓区宁王村遗址调查简报（二）„„„„„„武丽娜蒙恬再评议„„„„„„„„„宋超石鼓、石磬文及其在秦文学中的作用„„„„„„„„„„张宁秦公王陵墓制管窥„„„„„„„„„胡进驻张卫星秦兵马俑“四号坑”质疑„„„„„„„„„„刘占成秦陵石马甲与秦汉骑兵装具研究„„„„„„„„王关成秦俑坑出土铜箭镞初步研究„„„„„„„„蒋文孝邵文斌从秦陵出土文物所见相关彩绘纹饰他探讨秦纺织品类的发展„„„„„党焕英张金光《秦制研究》介评„„„„„„„„„„„黄留珠再现辉煌——徐卫民《秦汉历史地理研究》评介„„„„„„臧知非2003年秦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概况„„„„„„„„„昭惠秦文化研究论著目录（2003年）„„„„„„„„田静征稿启事„„„„„„„„„„„„„„„„秦文化论丛第14辑

篇六：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

　　骊山坑儒谷与秦文化反思

　　韩星

　　【摘要】围绕秦始皇“坑儒”问题，集中对骊山坑儒谷的相关史实进行梳理。有别于过去学界多从政治方面对“坑儒”问题进行反思，主要从文化方面追根溯源，挖掘这一残暴行为背后的文化原因，发现坑儒与秦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坑儒”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也为后世帝王统驭国家开了恶例。%RevolvingaroundtheissueofburyingscholarsbyEmperorQin,thearticlepresentsrelatedhis-toricalfactsofScholar-buryingValleyatMountLi.Ratherthanreflectingupontheissuefromthepoliticalrespective,itmainlytracestheoriginoftheeventfromtheculturalaspect,exploringculturalreasonsforthetyranny,andfindingoutthatscholarburyingiscloselyrelatedtothecultureofQinDynasty."Buryingscholars"notonlycausedatremendousdamagetotheChineseancientculture,butalsosetanegativeex-ampleforlateremperorsinrulingthecountry.

　　【期刊名称】《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年(卷),期】2014(000)002

　　【总页数】6页(P3-8)

　　【关键词】坑儒;坑儒谷;反思;文化原因;秦文化

　　【作者】韩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1008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122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是一段非常残酷的历史。史籍对此多有记载，历史学家也多有论述。但是各类书籍只对焚书作了详细记载，对坑儒一事则显得十分笼统。并且在坑儒的问题上，还出现了歧议：对于坑儒的次数，有的说只有一次，有的说有过两次坑儒；对于坑儒的数量，一说坑了460余个，一说坑了1600余人。更有说秦始皇只焚书，没有坑儒。在秦朝的历史上到底是否有过坑儒事件？“坑儒”的时间、地点、儒是指儒生还是指方士还是儒生和方士？坑儒与秦的迅速灭亡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集中就骊山坑儒谷的相关史实进行梳理，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及这件事情对秦乃至其后的中国历史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关于秦始皇骊山坑儒一事，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记载云：“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这个悲惨的事件外人不得而知，一直隐瞒了二百余年之久。因为还没有发现有别的古籍有记载，所以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但是，卫宏是汉光武帝时的著名学者，是治学严谨的史学家、训诂学家，他的著作都是经过长期的深入采访、研究、整理才写出的，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在这篇序言中披露此事，以他的治学态度，应该不是信口开河。再则我们知道东汉光武帝从小接受儒学教育，在征战时就重视儒学。每到一处就征集古代典籍，并且拜访当地著名的儒学人物，请他们当官或者封赏。即位后比较开明，好儒任文，以儒治国，重视学术研究，所以卫宏揭露的秦始皇第二次坑儒应该有很高的可信度，在后来的学术界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唐朝张守节编写《史记正义》时将这段史料

　　编入了史书。唐朝颜师古注《汉书·儒林外传》也引用了这段故事：“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传以为秦坑儒处也。”元代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考》这样说：“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令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人。”《文献通考》又云：其后秦始皇再坑儒生七百人于骊山脚下……秦始皇命人种瓜骊山山谷中之温处（即此鬼沟）……诸贤解辩至则（儒生们觉得山中种出瓜来不可思议，便前来观其真伪），伏机弩射自谷上填土埋之，历久声绝。传云，诸生阴魂不散，天阴雨湿，鬼声凄厉，村人称之为“鬼沟”。《太平御览》所引《古今奇字》记述也同意这一说法：“秦始皇密令人种瓜于骊山硎谷温处，瓜实成，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儒生皆至，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而填之以土，皆压死。”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关西道三·昭应县》：“坑儒谷在县东南五里。始皇以骊山温处令人冬月种瓜，招天下儒者议之，各説不同，因发机陷之。唐玄宗改为旌儒乡，立旌儒庙，贾至为碑文。”历史上人们借坑儒谷表达对儒生的同情和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思考。坑儒谷秦时属内史，汉属新丰，汉代在这里建“愍儒乡”，以表对儒生的慰怀。唐明皇玄宗在这里建“旌儒庙”，命中书余人贾至撰文，颜真卿书碑，彰祭死难诸儒先贤，并将“慰儒乡”改为“旌儒乡”，以示旌表。晚唐司空图在《坑儒谷铭》中说道：“秦术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随覆。天复儒仇，儒祀而冢；秦坑儒，儒坑秦耶？”问题提得深刻，司空图认为焚书坑儒恶莫大焉，以至于受到天罚。宋又据原来碑文，重新刻碑作序。碑序中载：“坑儒谷在临潼城西南二十里，骊山平原横坑村。”《临潼县志·艺文》中收有明周弘禴《坑儒谷》一首：平吏封建尽销兵，烧却私书远筑城。七百竖儒同日死，不知谁是鲁诸生？

　　今唐刻旌儒庙碑已毁，1970年于此遗址中，发掘出古唐刻儒生像一尊，现存临潼博物馆，这能够证明坑儒谷儒生之冢。经今人考证，坑儒谷古代叫古马谷，后来人们因此称其为坑儒谷。具体地点就在今临潼西南洪庆乡的洪庆堡附近。洪庆堡过去又叫灭文堡。当地民间还有许多说法，如说洪庆就是由洪坑改音而来的，洪庆堡南侧的簸箕沟里活埋过文人，每逢天阴雨湿，冤鬼悲号，孩子即使拾柴割草也不到那里。遗址所在地洪庆堡村民于1994年4月25日（古历3月15日），在这里隆重举行了坑儒遗址揭碑仪式。碑文末尾称：“居里乡人，悼念贤儒不辍。今勒石昭揭，志其崇文仰贤之志也”。为什么在秦始皇手里会发生坑儒这样的事情呢？一般都会说是封建专制制度使然。其实，除了现实政治原因以外还有深层的文化原因。学术界过去从政治方面的反思批判已经很多，笔者在这里主要想从文化方面进行追根溯源，挖掘这一残暴行为背后的文化原因。坑儒可以说与秦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认为“秦文化”的意义是多重迭合的。狭义地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从广义上讲，秦文化是指在秦人兴起、建国和统一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并不断扩充的各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总和，主要包括了秦族文化、秦国文化和秦朝文化三大部分。秦族文化是秦文化的早期形态。秦人与戎狄长期杂居，处于战争环境中，生活方式一直以游牧人的文化传统为主导。春秋初期，秦文公三年（前763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千渭之会。”（《史记·秦本纪》）这种一次狩猎即七百人进行一年之久的活动，“正说明秦人在当时还保持着狩猎、游牧民族的古老传统。”［1］即使到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以前，秦国仍然是“戎狄之教，父子

　　无别，同室而居”（《史记·商君列传》），“与戎狄同俗”（《战国策·魏策三》）。因此，与山东各国比较起来，在文化上有显著的差距，在东方诸侯的心目中，秦人依然是个未开化的“夷狄”而受卑视。司马迁分析战国时东方各国批评秦国暴戾的原因：“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到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助焉。”（《史记·六国年表序》）后来，人们常把秦国称为“秦戎”（《管子·小匡》），把秦和戎狄相提并论：“秦变于戎者也”［1］，甚至被目为戎狄［2］。今天，有学者根据考古发现，也肯定了这一点：秦人“长期居于西垂，就难免与西方的羌戎同风同俗。洞室墓、屈肢葬和带铲形足端的袋足鬲被考古界视为秦、戎共同的文化现象，不无道理，进而把秦、戎文化视为同一文化系统，也未尝不可。”［3］秦国文化是秦在成为诸侯国以后形成的，主要特点是吸收周文化。秦襄公时被周王朝封为诸侯，始与中原各国“通聘享之礼”（《史记·秦本纪》）。但秦人吸收承袭周文化，大概在西周初年就开始了。根据赵化成、尚志儒、刘军社先生研究，其开始的时间更早［4］，但是秦人全面地、迅速地承袭吸收周文化，丰富和发展自身文化，主要在秦受封列为诸侯之后。这一点已为秦文化研究者普遍指出，如黄留珠先生就认为在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周化”阶段：“秦国时期的周化阶段，自襄公至献公，共二十四代君主。此阶段以秦人吸收、继承周文化为特征。考古资料表明，秦人吸收周文化，早在西周时已经开始，但大量地全面吸收继承，则在秦文公十六年（前750）取得对戎战争的胜利，‘收周余民’之后。从此，可以说开始了一种‘秦人周化’运动。其结果，导致了穆公时代的繁荣昌盛，秦国步入了霸主的行列。”［5］还有学者通过考察秦国早期的墓葬，发现“秦立国后特别是到了平阳都邑形成前后，由于特定的文化环境，秦文化在此期间发生了一次大转变，出现了一个周秦文化的混合型的群体特征。”“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附近发现的

　　秦墓表明，秦人在秦立国后的近百年里，在葬俗文化中，从用鼎制度，器物配置组合，器物造型及装饰风格，墓葬形制及葬式等方面，全面承袭了周人做法，反映出周文化对秦文化影响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秦人对西周文化的吸收基本上都是实用性的，局限于表层的器物文化，杂乱零碎，没有体会到西周礼乐文化完整的文化精神，甚至对这些还表现出怀疑、抵触。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有一次，戎王派使臣由余来秦，秦穆公原本想让他好好参观一下秦国的宫殿、仓库等，以示夸耀。由余看了，却非常冷淡。秦穆公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着回答：“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对由余这段贬华夏礼乐法度为政而扬戎狄不以礼乐法度为政的话，穆公听了非但不生气，还把由余当成“圣人”，千方百计地把他从戎王那里弄到自己这边来。这种情况在东土各国是难以发生的。由此可见，秦穆公对西周的礼乐文化的深层价值是不理解的，对礼乐之治表示出怀疑和不信任；相反，对戎狄文化那一套则仍然赞赏和信任。由于戎狄文化传统在秦占居主导地位，使得秦人在治国方略上推崇霸道，轻视王道。秦之推崇霸道是用切切实实的行动，而不是声明。如秦穆公用离间计使由余降秦，并用由余之计，“益国二十，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这是公元前623年，正是春秋争霸时期，而穆公成了五霸之一。到了秦孝公时期，他的求贤令吸引了在魏国不得志的商鞅。第一天，商鞅讲“帝道”，孝公一听就打瞌睡。第二次，商鞅讲“王道”，孝公听了，觉得比第一天讲得好一点，但仍然认为不可用。第三次，商鞅讲“霸道”，孝公听了大为高兴，连谈几天都不觉得疲倦（《史记·商君列传》）。这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秦人对霸道的钟情，对王道的冷漠，由

　　此可见秦公的真意其实在称霸。秦始皇时期秦国政治的霸道趋向也是强烈的，他对韩非的崇拜就是证明。当他看到韩非撰写的《孤愤》、《五蠹》的时候，感叹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为什么？《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李斯与韩非子是同学，可以推测韩非在荀子那里所学与李斯应该接近，即帝王之术。韩非子的整体思想其实是为帝王论证的，所以非常符合秦始皇实行君主集权的口味，故而当他读到韩非子的文字时兴奋不已。至于秦国下层社会的文化生活状况，我们可以从出土的云梦秦简《日书》中得到了解。统计《日书》正文579条简文数万言，而作为人类文化基本标志的“书”字竟只出现了一次，被儒家视为至宝的“礼”字也只有一次，“君子”一词也只有在两条简文中出现，而同书中，作为经济、文化双重落后表现的“盗”字竟出现了21次之多。在《日书》中也找不到“德”、“仁”、“义”这一类表示道德伦理的字眼，而出现得最多的却是“吉”、“凶”、“福”、“祸”、“贫”、“富”、“利”、“害”等这些功利甚至有迷信色彩的概念。从这决非简单的文字计量和一般的观念分析，它实际上反映了秦国中下层社会文化的落后和人民的文化价值趋向。在秦文化的发展中，真正发生重大变化是在战国中晚期，即秦孝公以后到始皇帝的这一时期，法家思想在秦得到贯彻和施行，秦国政、俗为之一大变，开始形成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此后，在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这些特点经常引起人们的评论。《史记·魏世家》载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史记·项羽本纪》还记载，秦末楚汉相争时，樊哙在鸿门宴上对项羽也说：“夫秦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西汉初年，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新

　　书·过秦上》），更把秦朝推向灭亡。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史记·六国年表序》），《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利”，《盐铁论·褒贤篇》也说：“秦以虎狼之心，蚕食诸侯。”这里多次说到“虎狼之心”，说明秦人凶残暴虐而无信义，也与“戎狄”有关，因《左传》闵公元年载，狄人伐邢，管仲对齐侯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这里戎狄被视为豺狼，因为它们贪而无厌。这里所说的“俗”，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的民俗部分的含义。以上议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人的一些性格特征，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点，如秦人因其生存环境的影响，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比较强悍，倾向好勇斗狠，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秦文化注重功利，强调实效，质朴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主动出击，不断拓展，为了实现某一目标，会勇往直前，不怕任何困难和阻挡。秦人著述的《秦诗十篇》，王照圆《诗说》从音乐的角度比较了秦文化与周文化的差异：“秦晋诗音节皆入商声，殊少大和元气之妙。而秦尤雄厉，或以为水土使然。然溯其始，秦固周岐丰之地也。二南之作，为王化始基，周若彼其和平，秦若此其猛厉。何欤？且帝王不易民而治，彼强悍战斗之俗，独非忠厚仁让之道欤？此无他，古今之异宜，则政教之殊致也。”又曰：“秦晋之风多剽急，而少舒缓之体。与齐音正相反。”［6］总之，商鞅变法之后，秦文化与周文化可以说是分道扬镳了，逐渐形成了和周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一种全新法家文化体系，人们所说的秦“刻薄寡恩”、“尚首功”、“虎狼之国”、“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淮南·要略》）的这些特征，正是产生于这一阶段［7］。到战国晚期，秦文化已形成了以法家为主导的具有严酷特征、极端倾向的文化。以法家为主导的秦文化具有反智识反文化的倾向，其中主要是反儒。据《列子·说符》篇载：鲁人孟氏有二子，其一好学，其一好兵。好学者，以术干秦王。秦王曰：“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遂宫而放之。

　　这虽带有寓言和小说的性质，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王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从秦孝公三年（前359）到孝公二十四年（前338）这20多年中，是商鞅之法大行时期。商鞅的基本思想是不师古而师今，主重农战，反智反文化，在变法中更强化和固定了秦文化的“反文化”特征。商鞅以儒为“六虱”、五蠹之一，祸国的十大罪恶中儒占其九，对儒家是坚决排斥的，儒家思想是商鞅批判和打击的主要对象。《商君书·去强篇》中说：“国有《礼》、有《诗》、有《乐》、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因此，只有与儒离远些。他反对儒家的礼乐教化：“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商君书·更法》）“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举劳任功曰强，虱官生必削。”（《商君书·去强》）“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孝弟；曰诚信、贞廉；曰仁、义；曰非兵、羞战。”（《商君书·靳令》把儒家的《诗》、《书》、礼、乐等等都看作是人身上的虱子样的寄生虫，儒家所贵的仁义礼乐会带来国家的衰弱乃至灭亡。因此，在商鞅变法过程中，儒家就会有反应，至少前后经历过两次法家与儒家的大辩论、大论战。一次是变法之初甘龙、杜挚与商鞅就礼治和法治关系的辩论。甘龙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商君书·更法》）主张法古循礼。商鞅批驳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商君书·更法篇》）杜挚站在甘龙的立场上继续争辩说：“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站在法治的立场上进行了反驳：“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即认为时代已经变化，礼法也应因时而变。另一次是十年之后变法取得初步成效时，宗室贵族多有怨望，其代表人物赵良与商鞅的辩

　　论，他指责商鞅变法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史记·商君列传》）这里从“非所以为功”、“非所以为教”、“非所以为寿”、“非所以得人”几个方面批评了商鞅，并引用诗书希望他悬崖勒马，改邪归正，摈弃暴力，实行德礼，但是商鞅听不进去，一意孤行，最后导致身败名裂的悲惨下场。司马迁后来这样评价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一个总结性的评价，也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秦统治者对东方儒家所重视的仁义、礼乐是很轻视的，秦国任用六国的士人，也是以中原功利之士为多，东方齐、鲁学人，很少有入秦的。当时荀子考察了秦国，对其“无儒”现象颇为不满，对秦的霸道结局有预测：“力术止，义术行，曷谓也？曰：秦之谓也。”（《荀子·强国》）《集解》杨倞注云：“力术，强兵之谓；义术，仁义之术。止谓不能进取霸王也。言用力求则止，用义求则行。”秦用力求霸，确实成功了，然当止而不知止，后来走向极端，导致灭亡。秦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禁绝人们议政，在意识形态上以法家思想为一统，而法家提倡“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把人们的思想意识简单地统一在法律之中和官吏身上。秦始皇重用著名法家人物李斯为相，大力加强法制

　　建设，使秦王朝“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史记·秦始皇本纪》），形成了以律、令、式、法律问答、法律文告及程、课、廷行事等多种法律形式。《睡虎地秦墓竹简》表明，秦代的法律制度不仅在形式上条目繁多，法网严密，而且在内容上广泛而具体，企图通过法令与刑罚来禁止文化和思想传播，甚至“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人迅速富强，最后取得政权，与法家思想的立竿见影有很大的关系，但秦王朝的迅速崩溃，也与法家思想的严苛残酷分不开。法家政治取得最后统治之日，也就是它迅猛走向垮台之时，这就是法家政治运作的辩证法。对于秦的迅速灭亡，汉初儒者有许多反思和批评，如陆贾就明确指出：“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8］贾谊认为秦之速亡，就在于取得政权以后仍然以法治诈力为统治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而没有改弦更张。“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9］秦曾经那么不可一世，但很快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土崩瓦解，其原因就是不施仁心，行仁政。董仲舒议论到：“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汉书·董仲舒列传》）因而造成“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书·食货志》）的局面，致使强秦速亡。儒、墨都不见容于秦王朝，而儒生和知识分子的抗秦意识更加强烈，他们要坚守自己的文化阵地。李斯说道：“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秦始皇本纪》）儒生们拒绝接受秦强加给他们的以法家为主的文化，他们歧视秦文化，以古非今，以中原先进的文化非议国家政治，抵抗秦的文化统一政策。正

　　如有学者所说：坑儒“起因不能简单的归结到他的个性方面，仅仅宣判他是个暴君就可结案，它的根源在于文化发展不平衡。政治上的优越性和文化上的自卑感，错综交织在他的个性里，而博士儒生们有意无意间表现出来的文化优越感，不仅刺激了他那过分敏感的政治神经，而且也嘲笑了他的文化抱负，当他从对东方文化的向往转化为绝望时，他就要摘下圣王的面具而开杀戒了。”［10］秦始皇违反了文化的基本规律和普遍的道德原则，采用急风暴雨的政治性手段，大刀阔斧地想尽快完成思想的统一，忽视了文化体系之间有深深的鸿沟存在，没有考虑到平抚文化的裂痕需要一定的时间，结果适得其反。对于坑儒的直接后果，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得很明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对当时人们研究“六艺”是个致命打击。陈胜起义之时，山东一带的儒生毅然参加了陈胜的义军，孔子的八代孙孔鲋（字甲）就做了陈胜的博士，后来与陈胜一起遇难。陈胜虽不过是一介民夫，但在这些儒生的帮助下，不出旬月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儒生们之所以不顾君臣大义纷纷跟随陈胜造反，就是因为秦始皇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剥夺了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权利，使他们无以为生，忍无可忍，终于追随陈胜走上了武装反抗秦朝暴政的道路。坑儒也可以说是政治与文化、政治家与思想家、学者的一次较量。秦始皇帝的作法显得野蛮和残酷。他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也为后世帝王统驭国家开了恶例。明清的文字狱就是步其后尘者的典型。文化虽然暂时被压制，而由此激起的其他方面的反弹则会形成历史的惯性，后世对秦王朝的批判使得秦政始终处于被否定的地位，很少有思想家公开推崇法家，也罕见帝王以秦始皇自居。但是，应

　　该客观地看到，在法律—政治制度上则有“汉承秦制”之说，至近代谭嗣同在

　　《仁学》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但是，今天

　　我们反思这个问题，应该看到，其实两千多年来秦政只是在政治和法律制度层面的

　　实行，而在思想文化层面则是儒家思想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引导着中国文化的发展

　　方向，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秦政走向暴虐和专制。

　　【相关文献】

　　［1］林剑鸣.秦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9.［2］蒙文通.古学甄微［M］.成都：巴蜀书社，1987.［3］赵世超.秦国用人得失与秦文化［A］.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秦文化论丛：第一集［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246.［4］刘军社.壹家堡类型文化与早期秦文化［A］.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文化论丛：第三辑［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5］黄留珠.秦文化琐议［A］.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丛：第五辑［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6.［6］马非百.秦集史·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520—521.［7］黄留珠.秦文化琐议［A］.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丛：第五辑［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0.［8］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无为［M］.北京：中华书局，1986：62.［9］贾谊.新书校注·过秦上［M］.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3.［10］李冬君.秦博士儒的“王圣”运动［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123—130.

篇七：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

　　秦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其现代性转换

　　摘要：秦文化的文化时空指涉包括秦族文化、秦国文化和秦王朝文化，秦文化以法家思想为其理论基础，在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及其封建国家政权组织方式的构建等方面起到了奠基式的“创生”作用。秦文化，法家文化和齐鲁文化，儒家文化一样，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为补充。时至今日，秦文化中勇于开拓、强毅果敢、不畏艰险、敢为人先、质直尚筒、崇法尚同等优秀的文化要素，仍然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优秀的文化之石。关键词；秦文化；法家文化；封建制度；文化基石

　　以法家思想为其理论基础的秦文化，在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及其封建国家政权组织方式的构建等方面起到了奠基式的“创生”作用。然而，不但在自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史学评价中，秦人，秦史，秦文化被贴上了野蛮残酷的文化咒符，而且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国学热”的文化浪潮中，秦文化，乃至法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历史进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贡献，都被有意或者无意地淡化遮蔽。在某些学者文化心理的潜意识层面里，认为秦族、秦国、秦王朝没有文化，更谈不上有文化贡献，即便是有一点文化，也是以“严刑峻法”为特色的暴政文化，代表着野蛮暴力的落后文化。甚至在普通民众普遍的文化认知里，都认为秦政是暴政，秦文化是暴力文化，基本乏善可陈。一个普遍而恒定的基本认知是，秦国统一天下，只是武力战胜，而不是文化战胜。其实。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秦国统一天下，从军事角度来看，固然是武力战胜，但实质上真正起作用的是文化，是文化的力量。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规范和决定着人的主观能动性。文化的先进与否，决定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秦国的发展史以及统一天下的实践再一次正明，秦文化并不是落后文化，落后国家也可以通过“创造性转换”吸纳先进社会的文化，跳跃既定阶段，赶超那些貌似繁荣，但实际发展已经濒临极限的国家。这就是文化进化的潜力法则——落伍者的特权。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进程表明，历代封建王朝并未摈弃秦政治，以法家文化为理论核心的秦文化，“尊儒尚法”“儒法表里”一直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所践行。毛泽东曾经一针见血地揭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政治奥秘：百代犹行秦政法。(一说为“秦政事”)客观地讲，秦文化，法家文化和齐鲁文化，儒家文化一样，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为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贯彻统治阶级的意志，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尊儒尚法”体现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融合统一。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盛衰周期也表明，大凡一个王朝如果只用法政(法治)，或者只用德政(人治)，并且将法政(法治)或者德政(人治)运用到极致的时候，那么国家政权就会有倾覆的危险。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态度，科学理性地研究秦文化，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秦文化中勇于开拓、强毅果敢、不畏艰险、敢为人先，质直尚简，崇法尚同等优秀的文化要素，仍然是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优秀的文化之石。我们认为，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座光辉灿烂的文化圣殿的话，那么构筑这座大殿的，就不仅仅是儒家这块文化之石，它同样需要法家、道家、兵家、农家等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为其奠基之石。因此，全面系统地提炼和审视秦文化的文化特质，探索秦文化的现代性转换途径，开发秦文化文化资源，使之作用于西安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一件极为迫切和极为有意义的文化工程。一、秦文化的文化时空指涉及其涵含的内容秦文化的文化时空指涉包括秦族文化、秦国文化和秦王朝文化。它是以秦部族文化为根系，以秦国文化为主干，以秦王朝文化为冠盖的中国传统文化。那么，秦族文化、秦国文化、秦王朝文化都有那些具体的文化内涵呢?我们认为，所谓秦族文化，是指秦部族先后在东夷时期及其西垂时期所创造的文化，这一时期秦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由游牧文化走向农耕文化，其中游牧文化比重很大，特征极为明显。秦人是崛起于东海之滨，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族的一支，属于马背上的民族。在夏商周时代，以“调训鸟兽”，养马见长，秦的先祖伯益之所以被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舜赐为赢姓，受封于“秦”(山东泰莱地区)，就是因为“调训鸟兽”有功。夏时，秦人远祖伯益因与夏启争位失败，秦部族被流徙到西垂(天水市礼县一带)，到商时，秦人的祖先蜚廉和恶来事纣，以武勇见幸，周穆王时秦赵的祖先造父为御，有功于周，受封赵城，为赵之先祖，周孝王时秦的祖先非子被为周之附庸国，都是因为秦人善于养马，“马大藩息”，所以说，这一时期的秦族文化，本质上是游牧文化。正因为是游牧文化，所以秦部族的制度文化，部族管理模式，就与以农业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有着质的不同，中原文化是农业文明，重农，轻商，不轻启战端。而秦部族是游牧文化，逐水而居，以战立族，视战为习常之事。所以，秦族的首领继承制，就不是宗法制度下的嫡长子继承制，而是“兄终弟及”，或者是“择勇猛者而立之”，秦的首领都是以勇以武见长的人物，而且大多都是死于战阵之上。新王都是“裂土而居”，重建新都。因此，秦族的精神文化，主要是尚武，“起居饮食所歌谣者，皆战也。”秦部族在西垂(甘肃礼县大地湾一带)，与同为游牧民族的戎狄为邻，为了争夺生存资源，经常性地发生战争，因此，秦族尚武、尚战，贵奋死(忘生轻死)，以战死为吉祥。秦族的风尚和习俗，重事功而轻伦理，崇厚利而少仁义。在物质文化方面呈现出的特质是，祟尚简朴实用，粗重厚实，尚大唯多。现在我们再来看秦国文化的特征。秦国文化在文化本源上，属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这一时期，由于秦襄公将兵救周，获得了周平王的诸侯之封，秦人受封于岐周之地，与西戎争战一百多年，最后收周余民，据周之地，所以农耕文化比重增大。至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奖励耕战，移风易俗，重农重战，“上首功”，“无军功，虽富贵不得芬华”，从事农业生产做出贡献，亦可授于与军功相等的爵位，所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高，农业文化开始渗入秦政治。与此相对应的是秦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有了很大的改变：即由以战立族，以战立国，变为以法立国，以耕战立国，法为国体，农战为国本。其君位传承制度，也由兄终弟及渐变为兼

篇八：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

　　周秦文化

　　周秦文化分周文化和秦文化两部分。由于发源地均为陕西宝鸡，部分。由于发源地均为陕西宝鸡，因此合称周秦文化。此合称周秦文化。周文化是我国历史上独树一帜的文化形态，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周文化经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继承创新和汉唐宋明经学理学的弘扬发展，扬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历史文化，从而成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体系。的文化体系。其所包含的各种典章制度、礼乐制度和思想道德规范，成为礼乐制度和思想道德规范，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思想、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思想、政治基础和儒学思想的发端，础和儒学思想的发端，影响了周以后

　　近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史。近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史。周文化以“周文化以“天”为精神信仰、以为精神信仰、“德”为价值原则、以“和”为社会为价值原则、行动准则的完整而协调的文化体系，行动准则的完整而协调的文化体系，文化体系是中国历史的轴心时代为中华民族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财富，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财富，至今仍有巨大的精神魅力。巨大的精神魅力。秦文化是我国历史进程中最有建树、建树、对后世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深远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秦文化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汲取了西戎、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汲取了西戎、西羌等中国西部基本文化，羌等中国西部基本文化，为秦国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展壮大打下了基础。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过程中，实行建立中央集权制的过程中，“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基本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国策。在政治文化方面，国策。在政治文化方面，吸收和兼容了六国等长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秦六国等长江文化，文化形态。其特点和原则是不师古，文化形态。其特点和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即求实重实、质朴率直、不事虚浮、求大实重实、质朴率直、不事虚浮、求多、注重拓展、主动性强、求多、注重拓展、主动性强、强悍尚武等。武等。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结束了诸侯割据达数百年的动荡局面，动荡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秦王朝自今甘肃清水一带发迹，家。秦王朝自今甘肃清水一带发迹，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其24代国君曾在宝鸡陇县、千阳、陈仓、在宝鸡陇县、千阳、陈仓、凤翔建置过都城。过都城。宝鸡作为秦王朝发祥之地的辉煌历史可见一斑。辉煌历史可见一斑。

　　青铜器

　　青铜器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简称“铜器”合金制作的器物，简称“铜器”包。括有炊器、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度量衡器等。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繁缛富丽。随后，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

　　薄，纹饰逐渐简化。纹饰逐渐简化。

篇九：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

　　三秦文化

　　所谓三秦文化，是指三秦大地上存在的地方本土文化。“三秦”原本仅指陕西关中及陕北南部地域。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秦朝灭亡以后，项羽三分秦故地关中，以秦降将章邯为雍王，领有今陕西中部关中平原咸阳以西地方；封司马欣为塞王，领有今咸阳以东至黄河的地区；董翳为翟王，领有今关中以北陕北南部地方，将其合称为三秦。今以“三秦”泛指包括关中、陕北和陕南在内的陕西全省。三秦文化即陕西历史文化，是三秦自然环境养育的文明之花，是中华民族的地方文化之一。三秦文化是三秦特定空间、特定地域的文化，它是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三秦自然环境包括地理环境和经济环境等通过物质生产实践间接地影响并制约着该环境下三秦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且使其有了显著的地域特征。地理环境和经济环境都影响着三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但在二者之中，地理环境是基础，它不仅影响着该环境下的地域文化，而且影响着该地的经济环境，与经济环境一起，共同作用于该环境下的三秦地域文化。列宁说过：“地理环境的特征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地理环境决定着社会经济环境及其他社会环境的状况，进而影响着文化的生长。一．三秦文化的地域范围从地域文化的一致性上考虑，以三秦来代表陕西，或以陕西的地域来局限三秦的文化都是不太合适的。明显地，秦岭以南的汉水谷地，自古至今，其地域文化受楚文化影响较深；相反，陇中和宁南黄土丘陵地区倒是与关中、陕北在民俗文化上表现出了较大的一致性。由此可见，三秦文化区的范围仍应以楚汉之际的雍、塞、翟三国疆域为基本的地域范围，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则包括陕西的中部和北部、甘肃的东部和宁夏的南部。二．三秦文化的地域构成在认识地域文化时，既要重视整体把握，也要注意微观分析。三秦文化是在秦地地理环境作用下形成的三秦地域文化，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广义地又可把它相对分为陕北黄土高原文化、关中平原文化和陕南山地文化（或称陕北文

　　化、关中文化和陕南文化）。秦地自然环境可分为北部的黄土高原、中部的关中平原和南部的秦巴山地三块不同的区域。在这三块相对隔离的自然区域里发育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它们是陕北文化、关中文化和陕南文化。陕北文化属于黄土高原文化，是在黄土高原环境中形成并受其影响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来自北方的草原文化的影响，具有粗犷、豪放和较为开放的特性。关中文化是平原地带的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关中三面环山，一面向水，地形较为封闭；又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灌溉便利，农业发达，因而有周秦汉唐等王朝在这里建都。受其影响，关中文化早期具有积极开拓进取精神；然国都迁出关中后，关中文化受封闭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和植根于渭河平原的封建农业的制约，表现出更多的保守性。陕南文化是秦地的山地文化，它除具有三秦文化的共同特性外，还兼有长江流域文化的某些特征。三秦文化呈现出三个有一定差异的文化区域，是直接受到了秦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三．三秦文化的地域特征首先，三秦文化早期具有开拓进取精神，而后期逐渐倾向于封闭保守。文化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因而对某一文化的分析不能离开历史时段。三秦文化有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它的发展也显示出一定的历史阶段性。秦地文化表现为早期的开拓进取精神和后期的封闭保守思想，是直接受到了所处自然环境的影响和作用。单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而言，三秦文化受其影响而倾向于封闭保守。然而，影响文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三秦文化早期受建都关中的国家文化尤其是汉唐文化的直接影响，表现出积极开拓进取、奋发向上的蓬勃朝气。关中封闭的地形在战略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关中平原易守难攻，是军事要地；关中盆地中心的泾渭河冲积平原面积较为广阔，土壤肥沃，灌溉便利，气候适宜，农业兴起很早且极为发达；关中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悠久。其次，秦地的自然条件使三秦文化带有浓厚的农耕文化特色。自然条件如地形、土壤、水利、气候、资源等决定着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如有些地方宜农，有些地方宜牧，有些地方宜于发展工商业等，而经济发展又影响着该地文化的发育成长，这样，自然条件通过对经济发展（经济环境）的制约而最终影响着地方文化的发展，地方文化也因此带有地域的特色。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

　　秦地的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北部黄土高原土质疏松，也较为肥厚，然气候愈向北愈为干燥，这种条件使其经济发展农牧并举，南部以农业为主，北部以牧业为主。关中盆地有渭河冲积形成的八百里秦川，平原地带土壤异常肥沃，灌溉便利，加之气候温暖湿润，是发展农业的极佳场所。关中农业历史悠久且极为发达，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农耕地区之一。秦地南部以山地为主，其中也有小面积的平原地带，为汉江等河流冲积形成。这里属于亚热带气候，湿润多雨，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与关中不同，种植作物以水稻为主。从总的情况来看，自然条件决定了秦地的经济发展是以农业为主。秦地的农业经济对三秦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其具有了农耕文化的特色。三秦文化也是如此，具有浓厚的农耕文化的特征，表现为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重农轻商的社会传统和务实轻虚的思想倾向等。最后，秦地环境培育起来的三秦文化还有一种怀旧的历史惰性。三秦大地特别是关中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中国古代许多王朝和政权在此建都，从而促进了秦地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作为地域文化，三秦文化的早期发展是令世人注目的。然而唐代以后，秦地经济的发展逐渐减缓，文化的发展也不如早期的繁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至少有以下方面：一是随着国家经济重心的向东向南转移，国都迁出关中，关中丧失了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因而对秦地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二是关中平原虽然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宜于农耕，但因面积所限，不利于大规模发展，而秦地南北部的宜于农耕的面积也比较有限；三是战争的破坏，不利于秦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宋元时期，三秦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前沿，是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相互攻防的动荡地带，这使得秦地的发展严重受阻。三秦文化在经由唐宋时期由盛而衰的转折之后，于是在其文化之中便逐渐孕育出一种怀旧的历史惰性。这种历史惰性使人多安于现状、重土乐天、知足常乐，即使对现实产生不满情绪，也不会去积极努力的开拓创新，改变改造现实，达到理想的目标；这些都是在振兴发展三秦文化中必须注意克服的问题。农牧业、手工业以及与此发展相联系的商业经济共同组成了经济环境，从而为文化的发育提供了背景，为文化的植根提供了土壤。秦地环境尤其是经济环境影响和制约着秦文化的生长，反过来说，秦文化受到了秦地经济环境的影响，获得了秦地经济土壤的营养和滋润；与此同时，

　　受经济环境影响的秦文化又对秦地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对秦地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的发展起到促进或抑制作用。这一地区，从自然条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上都比较相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蓝天黄土的自然环境是怎样孕育了三秦文化呢？四．三秦文化产生的自然、经济条件一地的自然经济环境决定其地域文化的发展。经济环境与文化成长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之中进行的，受到了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而打上了鲜明的地域印记。三秦文化也是如此，受秦地自然条件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三秦文化发育与秦地经济发展始终是相伴随的，它们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影响和作用的。但是经济发展与文化进步二者并非完全同步，有时经济发展先于文化，有时文化发展先于经济，二者并非总是相互适应的。经济与文化的各自发展又是相对独立的，它们各有其生成发展的规律。宋元以来秦地的社会发展就是如此。唐末以后，我国的政治、经济重心逐渐东移、南移，秦地经济发展速度减缓，既落后于全国的水平，也不及秦地历史时期的繁荣。但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三秦文化的发展依然非常明显，再度出现繁荣。三秦文化在经由漫长的历史发展后，此时已趋于成熟和定型。但总的来看，秦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的，经济发展为三秦文化生长提供了植根的土壤，秦文化的发展不可能没有秦地经济环境的参与，可以说，没有秦地经济环境，就没有三秦文化的发展。经济对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使文化在类型与性质上表现出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原始采集渔猎经济、农耕经济、工业经济几个大的阶段。与此相应，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可大略分为采集文化、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三大时期。三秦文化就其整体与大段历史时期来说，它是一种封建文化，如果与其封建经济环境联系起来认识，我们就可以说三秦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农耕文化。这种农耕文化同时也是一种地域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统一性）多样性的体现，与我国传统文化息息相通，存在共性，但更有三秦特有经济环境影响所造成的文化的特有之处即个性，三秦农耕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也算是农耕文化）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秦地长期农耕经济环境的影响，使三秦文化逐渐具有了农耕文明的特征。三秦文化的农耕文明特征有很多方面，其中最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安土知足的处世态度。农耕经济情况下，农民信赖土地，他们热恋本土。特别是关中地区经济发达，使人们更不愿离开本土，迁居他乡，过漂泊不定的生活。封建农耕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分工不很发达，农民可以不依赖他人和社会而过自己的家庭生活，加之视野有限，目光较短，于是就自足自乐，知足常乐。这样，就逐渐形成了这种处世思想。二是重农轻商的经济传统。在历史时期，秦地农业一直比较发达繁荣，而相对来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不如农业，并且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依赖于农业，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加上封建政府长期倡导重农轻商、以农为本的政策，就使得重农轻商的观念为人们所接受，形成了重农轻商这种经济传统。三是务实、厚重的民俗文化传统。这是秦地农业生产方式的反映。有耕耘，才有收获。在生活中，人们讲求实际，依据情况，量入为出，奉行节俭。另一方面，待人诚实，不讲客套，不慕虚名，不谈玄理。长期以来，便形成这样一种民俗文化传统。三秦文化的农耕文明特征与中华文化的农耕文明特征有许多相同之处，二者息息相通，但表现程度有所不同。传统的三秦文化是在秦地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它经历了形成、发展、成熟等不同的历史时期，曾对中国文化和秦地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然而，作为一种文化，它的发展在近代已经终结。显然，传统三秦文化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不能适应今天三秦社会的需要，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传统三秦文化仍可对今天发生积极作用。我们知道，文化的发展具有连续性，今天的秦文化就是昨天的秦文化的延续。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今天我们重振和建设三秦文化，既不能抛弃传统，建空中楼阁；也不能抱住传统，不问现实，不求发展。我们要对传统三秦文化进行分析，分清精华与糟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三秦文化遗产，这是振兴和建设当代三秦文化的必由之路。严格说来，当今的文化应是一种工业社会的文化，三秦文化也不例外。传统三秦文化是以秦地封建农耕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经济土壤必然不利于今天三秦文化的植根，为此，我们要对其实施价值转换，动摇传统三秦文化的

　　这一根基，为当代三秦文化的生长发育寻求更为良好的经济土壤。这是振兴建设三秦文化的根本途径之一。当代三秦文化需要的是一种经济高度发达繁荣的经济环境，而这种条件是我们过去所不具备的。要振兴建设三秦文化，就要提供其所需要的工业经济环境，针对我们的传统与现状，我们的经济发展要以建设三秦现代工商业为先导。具体做法是：要将传统农业发展为现代农业，将农民分流，走农村城镇化道路，使农民成为工厂（包括乡镇企业）工人或农业工人；建设现代工业，手工业要走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之路；与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相适应，商业也要特别繁荣，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有了高度繁荣的现代经济环境，三秦文化的振兴和辉煌必将会很快的到来。

篇十：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

　　晋文化与秦文化的影响《韩非子》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受三晋文化和秦文化影响明显。首先，从自然地理环境看，秦晋地区的主体部分地处中国大陆的第二阶梯，地形地貌以高原盆地山地为主，远离海洋，是典型的内陆国家，气候相对干燥少雨，温差相对较大。这样的地形地貌和气候决定了秦晋地区的生产方式兼具有农耕与游牧并存的特色。农业是古代社会的基础，关乎社稷存亡，干燥少雨的气候使得秦晋地区的农业生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必须务力农耕才能保证正常的生产，难免会对于不务力农耕生产的商工之民严加制裁。山地高原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秦晋当地的民众尚质朴尚实际的性格，恰如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所言“山国之地，土地贫瘠，阻于交通，民生其间，崇尚实际，修身力行”、“西1秦三晋之地，山岳环列，其民任侠为奸，雕悍少虑”。所以说，韩非子过度崇尚实际、实用和实效，把不事生产的商工之民视为害国祸君的蠹虫，这种功利的思想是与韩非所处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有一定关系的。其次，从人文地理环境看，（1）在晋文化上，晋是西周初年叔虞在唐的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关于晋所处的环境，史料记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史记•晋世家》）、“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左传•昭公十五年》）、“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晋四面皆狄”（《左传纪事本末•晋卿族废兴》），也就是说，晋始建国时面积积狭小，山地丘陵居多，远离王室，四周为戎狄围绕。与戎狄杂处的人文地理环境，决定了晋国与戎狄游牧民族的文化交流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受戎狄少数民族“尚利重功”、“轻视礼仪”文化的浸染2，晋国尚利重武之风盛行。《管子•水地》篇记载“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晋人具有谄谀而包藏伪诈，巧佞而贪好财利的功利风气。《史记•货殖列传》云“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靠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赵设智巧，仰机利。”晋地民风好强尚刚，易为奸邪，民风彪悍强势，性情急躁，无论男女，喜欢投机取巧，获取财利，来谋生度日。《汉书•地理志》也有类似的说法“（魏地）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赵地）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镖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躧，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邯郸）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直过，嫁娶送死奢靡„„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

　　1

　　2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32-733页。关于晋文化受戎狄文化的影响，详细参见杨玲《先秦发家思想比较研究——以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为中心》，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第38-43页。

　　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晋地（魏、赵）民风剽悍，好强斗狠，不事农商，易为盗贼奸邪。从以上可以看出，晋文化圈毗邻北方游牧文化圈，受周朝礼乐文化影响较少，民俗复杂，但总起来说晋地具有民风剽悍，崇尚气节与武力，易为奸邪，大率精急，矜夸功名的民风，具有鲜明的急功近利色彩。再者，从晋的国内政治来看，具有政治内斗的传统，晋国的政治权谋内斗相比其他各国尤为激烈。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早在春秋初年，晋穆侯时就发生了晋穆侯弟殇叔篡位自立的事件；之后，又发生了同宗相残、内斗长达六十七年之久的“曲沃代翼”事件；紧接着，晋献公因惧怕晋诸公子作乱而发生了“杀尽诸公子”的诛公族事件和骊姬用卑劣手段致使太子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夷吾出逃等等一系列的政治内斗事件，同宗相残、臣子弑君的事件似汹涌澎湃的波涛，一浪叠一浪，层出不穷，几乎贯穿整个晋的历史。此外，晋国大力扶植和倚重异姓，恰如高士奇所言“惟晋，公子不为卿，故卿多异姓”3（《左传纪事本末•晋卿族废兴》）的传统，致使异姓强族崛起，春秋后期更是形成了与公室分庭抗礼的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势力，最后诸卿篡权相争，硬生生的把晋国一分为三，结束了晋国历史。同时，晋地又是法家文化的发源地，晋具有悠久的尚法传统。早在晋平公时，晋正卿范宣子就制定了《范宣子刑书》，并把其条款浇铸在鼎器之上，公之于众；三家分晋后，魏文侯又率先变法，起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法家人士，而迅速崛起；韩昭侯任用法家人士申不害为相，而国治兵强；赵武灵王革新旧俗、“胡服骑射”，而强盛一方。魏、韩、赵三家重法而强大。同时，这一时期在三晋大地上也产生了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法典——《法经》。李悝、吴起、西门豹、申不害、慎到、荀子等法家代表人物无不生于或者起家于三晋大地，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三晋大地是“孕育法家的母体，亦可谓我国封建法治文化的摇篮和成文法产生的故乡”4，晋文化具有浓郁的法制气息。晋文化具有尚功利尚强力易为奸邪的民风，政治内斗的文化传统和浓郁的法治气息。韩非所处的韩国是三家分晋而独立出来的国家，是晋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国，作为韩国人的韩非子受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故其在功利主义思想上主张以君主一人之利为中心，认为只有用法来治国、用术来防奸、用势来独尊的综合治理手段才能实现君主的霸王之名，帝王之功的功利目标。（2）在秦文化上，秦国具有尚功利、轻仁义和重法制的文化传统。司马迁记载“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秦杂戎翟之俗”（《史记•六国年表》）、“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秦起始于偏远西陲，长期生活在诸多的戎戎狄游牧部落之中，与戎翟杂处，受周人礼乐文化的影响较小，中原各国诸侯都排斥它，把其视为戎翟之邦。久居西陲的秦

　　3

　　4

　　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晋•晋卿族废兴），中华书局，1979年版。李元庆《晋文化纵谈》，《文物世界》（学术论坛），2004年2月。

　　人，在和戎翟长期杂居接触的过程中，在风俗文化上亦形成了尚功尚利的文化品格5。关于秦人尚功尚利的文化品格，史料多有记载：“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管子•水地》）“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仪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识也，非所施厚积德也。”（《史记•魏世家》）“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史记•六国年表》）“秦王有虎狼之心。”（《史记·项羽本纪》）“（秦地）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民俗质木，不耻寇盗。”（《汉书·地理志》）“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淮南子·要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汉书·贾谊传》）“彼秦者，弃礼仪而上首功之国也。”（《战国策·赵策》）由此可以看出，秦靠近戎狄，具有贪利尚功，崇尚强力，讲求战备，以射猎为先，尚质尚朴，不以盗寇为耻，不讲仁义，具有贪婪、残暴、狡猾而好生事端的功利民风。这样的文化风俗“没有给道德伦理留下位置,而完全是以世俗的功利为标准”、“不注意仁义之兴废,礼乐之盛衰以及道德之完善”6，笔者认为正式这样的地域文化风俗催生出秦人产生一种永无止境的功利意识。这种永无止境的功利意识，以商鞅变法为临界点，在商鞅变法后，迅速转化为秦国强大崛起的精神动力，反过来这种功利意识又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商鞅变法“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施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商君列传》），以军功授爵，不以宗法授官的政策。利出于地而名出于战，商鞅用功名利禄和重赏重罚来引导秦人务力于耕战，极大地提高了秦人从事耕战的积极性，商鞅变法后，

　　5

　　在历史典籍中，对戎翟游牧民族的民风多有记述，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利则进，不利

　　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巵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碑。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另《汉书•匈奴传》云：“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由此看出“利”是戎翟游牧民族生活的核心，秦人尚功利的性格亦受戎翟游牧民族的影响。关于游牧民族对秦文化的影响，详细参见王绍东的《论游牧文化对秦文化的影响与秦对游牧文化的整合》，《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6

　　林剑鸣：《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6月。

　　“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秦国实力大增，《战国策·韩策》曾形象的记载到“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此时，东方六国已远不是秦的对手。商鞅变法后，秦国形成重农抑商，重质轻文，尚法崇功的功利思想7，更加注重实利、实用和实效，不尚虚名与浮夸，使得秦国迅速强大崛起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秦文化的功利品格，“铸就了秦人‘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的功利主义价8值观”。与此同时，作为秦国近邻的韩国已破弱不堪，“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与郡县无异”（《韩非子·存韩》），尽失当年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雄风。身处贫弱之国的韩非子，亲眼目睹秦的强大崛起，对秦的强大原因尤为清楚，对秦的尚功利、弃仁义、在政治上强力进取、不事虚浮无用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也尤为喜爱，韩非子曾发出“地广主尊者，秦是也„„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韩非子·饰邪》）、“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者，秦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韩非子·五蠹》）的感叹，这些无不流露出韩非子对秦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喜爱和羡慕之情。韩非子的功利主义思想崇功尚力，鄙视仁义之行，主张用法术势来成就君主的霸王之名、帝王之功，几乎与秦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如出一辙，这不能不说受秦功利主义思想文化的浸染。

　　7

　　秦国的这种功利思想不同于在商品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功利思想，主要追逐的是政治军事功利，政治成功和军事方式是获取功利的主要途径。相比较而言，追逐商业利益并不受人们的重视。详细参见田延峰，《秦思想——以秦统一前的思想发展为核心》，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5月。8黄留珠：《重新认识秦文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篇十一：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

P>　　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昙花一现但秦朝文化是长期积力蓄能而成它有着内容上惊人的扩充和创新故它并不因为存在时间短促而一闪即逝相反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转移到汉文化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成分这是一种文化的借壳存身

　　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

　　“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1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4]。西汉初年，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5]。这里所说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

　　2

　　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或秦人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这些特点，似已得到当今学者的普遍确认。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汉文化就是楚文化。这一说法未免有点绝对化。但也因此提出了汉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问题。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

　　3

　　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采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6]，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

　　4

　　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7]。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

　　[8]以此来解释楚文化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著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9]。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5

　　西汉就是在这样的浓厚的楚文化的氛围中建立的。汉初文化上的特色，确实是楚文化基本特点的表现。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黄”是依托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然而，尽管汉初楚声是如此高昂，但是，汉文化并不等于楚文化。汉文化不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全盘因袭和简单模写，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纳和扬弃后的更新和创造，其中包括对秦文化和楚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西汉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时，对于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对秦文化也并不是完全弃置，同样也是既有继承，也有改造。笔者赞同袁仲一先生的观点：“兼并山东六国、建立统一的王朝后，秦文化传布到全国，成为后来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10]。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昙花一现，但秦朝文化是长期积力蓄能而成，它有着内容上惊人的扩充和创新，故它并不因为存在时间短促而一闪即逝，相反，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转移到汉文化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成分，这是一种文化的借壳存身。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汉朝和秦朝一样，也曾是一个充满开拓精神和恢弘气魄的政权，汉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这些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一，无论是秦文化，还是汉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们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对于它们来说，政治文化又都

　　6

　　是诸文化要素中高于一切、支配一切的[11]。这两种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统。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到社会基层、严格约束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后人经常所说的“秦制”。而汉朝，基本沿袭了这一整套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上的继承。“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更”[12]。这就是说，西汉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而因袭的一面是主要的。汉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还是称皇帝，百官制度大体未变，政府的运行机制并无大异，皇帝、百官的行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汉武帝刘彻的心理、行事与秦始皇作比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异。其二，秦文化求实重实的质朴风格，汉文化也大体继承下来了。秦大建宫室苑囿，汉也基本如此。汉高祖刚刚取得政权，形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刘邦本人还在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守关中的相国萧何，就在长安建了宏丽的未央宫，其规模连身为皇帝的刘邦也觉得过分。但萧何对此的解释是：“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宜，非壮丽无以重威”[13]，如此表述的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潜在表现。汉武帝时，也大治宫室苑囿，其规模已不亚于秦始皇时。武帝为他所宠爱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所修的坟墓“像祁连山”，墓前的石刻，也是巨大而作风浑厚朴实，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其三，重鬼神，求异效(长生等)，浓厚的迷信色彩，虽无发达的宗教，

　　7

　　却有宗教式的狂热，这也是与秦文化、汉文化相似的。汉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许多地方像楚人，但就其大动作而言，是更接近于秦人之为的。如果把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察的重点放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认为，应当确信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汉文化的主体乃秦文化”，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讲，秦文化的的确确是近两千年中国文化之基石”

　　[14]。但是汉文化与秦文化还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论点，并非意味着就要得出“汉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结论。汉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与秦文化相较，汉文化更具有开放性，更善于吸纳，也更有兼容的气量和能力。例如，汉文化就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营养，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朝政礼仪方面，汉文化都比秦文化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东西。较之秦文化，汉文化在浪漫气质上加强了，在这方面显然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更大。汉文化在尚实的同时，也增添了理性，在理性思辨认识水平上，较之秦文化有了显著提高。这是文化随时代进步的表现，这种提高和进步了的文化，也更适合时代的需要。西汉时期，许多有识之士曾一再对秦政进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极为可贵的思想资料，这就是著名的“过秦”。“过秦”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础上对政治的创造性的探索。“过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对秦文化的反复审思。在反思中，人们认识了秦文化的一

　　8

　　些缺陷，探讨予以补正的措施。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来说，汉文化表现出比秦文化更强的应变力和适应性。贾谊已经清晰地意识到，秦政之失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15]，也就是说，任何统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须切合实际，适应具体的时势，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变。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过秦”思想的衍生。汉武帝到晚年也终于认识到“与民更始”的重要。两汉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是注意经常调整政策，顺势而为的。从统治思想来说，汉初按照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一系列的宽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时期转为内行兴作、外事开拓的“有为”之治，到昭、宣时期又转变过来。总的说来，汉代统治者在掌握张弛节奏方面，已远胜过他们的前辈，因而能使社会矛盾不至于过于激烈。这也是西汉、东汉都能维持较长时期统治和稳定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汉文化的多样性，较之秦文化要明显得多，它在这方面的优点也就可以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个所谓的“霸王道杂”的汉家制度，也就是杂取不同学派的政治文化治国理天下，这个所谓的“杂”，就是对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统治思想，广为吸纳，分别主次优劣，取其精华，兼容并包。就政治制度而言，汉初与秦代最显著的不同是实行郡国并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开过争辩，其实，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无论是主张分封的淳于越，还是主张行单一郡县制的李斯，都是带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于李斯，主导的一面是对的、好的，

　　9

　　但从六国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权，跨度不能不说是太大了。这样一个“进步”是当时的历史所承受不了的。从秦政权灭亡的结果来看，事实上，采取这一制度的负面作用是不能否认的。汉朝就不是这样，郡国并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区，由同性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区(开始还存在过一些异姓诸侯王，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灭了)。诚然，这样做也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日后逐渐严重起来，但郡国并行，两种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补而又互制，而且总体而言又有较大的迂回余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是适合的，有其存在的历史理由，不能因为其后来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在文化的各个层次上，汉文化都善于兼并收蓄，因而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以文学为例，汉代文学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像贾谊，其政论文有秦文化的气魄，而其赋作则从楚文化吸取了更多的营养。正因为多源吸取，思想活跃，灵感大增，汉代文学的繁荣是秦代无法比拟的。就政治和社会生活而言，汉代也远较秦代开放，更加活跃，更加富于生机。汉政权成功地沟通了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也和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文人学士有对话的机会，从而能有效地把后者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从汉代社会精神风貌来说，也更显得豪迈洒脱。总的说来，汉代社会生活虽仍有如秦代那样的制约，但毕竟多了一些弹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代那样过分地僵硬。

　　10

　　不过，成熟期的汉文化，也有较秦文化退步之处。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6]，以及在盐铁会议上表达出来的贤良、文学这类儒生的声音，反映出背离秦文化的功利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倾向。东汉一代，文化中的“文”“德”有余而“武”“力”过弱。自汉武帝以后，大汉的发展有明显的转弱趋势。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我们不妨试试。或许，最能代表秦文化总体风格的是：《秦律》(原已失传，后因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而使之重现于世人面前)和“以吏为师”构成的法制文化体系，秦始皇巡游天下过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辞，始皇帝陵墓及其陪葬坑的兵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风格的自然是楚国的青铜器和漆器，是老庄哲学和楚辞，是楚国极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的气势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汉文化总体风格的，或许可以说是：汉赋，汉武帝时形成的用人选材制度，“天人感应”学说笼罩下的政治，《史记》及集中体现于其中的“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盐铁会议上的辩论(其主要情况反映在《盐铁论》一书中)，以“孝”为基础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举，或致贻方家哂笑，但笔者姑妄为之，是否得当，敬祈指教。

　　11

　　[1]葛剑雄：《移民与秦文化》一文中已详辨“秦文化”，指出它一般包括了四种不同的含义：秦人文化、秦国文化、秦朝文化、秦地文化。文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文化论丛》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7—72页。[2]《史记》《正义》释“依古以来”为“依古以来典法行之”。[3](清)恽敬：《三代因革论》，《大云山房文稿》，卷1。[4]《史记·魏世家》。[5]《史记·六国年表》序。[6]《史记·高祖本纪》。[7]《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风俗通义》。[8]《汉文学史纲》，《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9]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10]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第1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1]笔者注意到黄留珠先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说：“秦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也正是其政治制度。”见《秦文化的南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第二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9—90页。

　　[12]《史记·礼书》。[13]《史记·高祖本纪》。

　　12

　　[14]黄留珠：《秦文化概说》，《秦文化论丛》第1辑，第94页。[15]《过秦论》，《史记·秦始皇本纪》引。[16]《汉书·董仲舒传》。

　　13

篇十二：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

P>　　三晋文化对秦产生影响的原因研究论文

　　谈及三晋文化对秦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首先要明确三晋文化的含义。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三晋文化就是在文化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加以区域限制，具体而言，主要是指西周、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以晋国或者说是韩、赵、魏诸国为界域的中国古代地域文化，分布区域大致在今山西全境，河南的中、北部和河北的中、南部。而对于某种文化“可以从文化要素的不同方面把文化划为三大块，即意识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意识文化通过行为文化向物质文化转变。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三晋文化，正是通过这三方面向外传播的。具体而言，秦晋两国在历史上渊源颇深，进入春秋时期以后，因为各自的国家利益产生了长期广泛的交流，秦晋这种交流对双方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又因为晋国较之秦国要先进许多，所以三晋文化对秦国的影响更大，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诸多方面，甚至于秦统一六国，这在学界己有许多研究成果。在三晋文化中，作为三晋思想文化主要内容的法家文化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因为“三晋是法家学派的主要发源地，法家思想构成三晋文化思想的主体”。而谈到秦晋之间的交流，关于法家，尤其是商鞍，自然是重中之重，学界对此研究可谓详尽。本文另辟蹊径，着重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即三晋文化能够对秦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对此问题还未见有比较完整系统的论述，笔者不揣浅陋，愿作引玉之砖。

　　三晋文化能够对秦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其前提条件是秦晋地缘相近，彼此相邻，这较之东方的齐鲁文化和南方的楚文化，更便于双方的交流。但这也并不造成秦必然受三晋文化的影响最大，除此之外，还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政治原因，二是族属与风俗的原因，三是相似的文化性格的原因。

　　一、政治原因造成秦晋广泛交流

　　政治原因也可以概括为三方面。其一，政治联姻便利了秦晋双方的交流。这种政治联姻就是我们常说的“秦晋之好”，总共有三次。第一次联姻是公元前656年秦穆公迎娶晋献公之女穆姬为妻。联姻的原因是晋国处于戎狄的包围中，东方的齐国又四方争伐，欲称霸天下，晋国的处境可谓险恶，急需稳定的后方和政治同盟者。而此时秦国也渐渐强大起来，渴望与东方各国交往并学习先进的文化。因此当秦穆公向晋献公求婚时，晋国欣然同意，可以说双方为各自的利益一拍即合。公元前651年，晋献公亡，随即发生了骊姬之乱，秦穆公助公子夷吾平定了此次变乱，并立夷吾为晋君，是为晋惠公。公元前645年，晋国乘秦国灾荒之机进攻秦国，反而遭受了韩原之败，晋惠公被俘。后秦穆公放回晋惠公，但要求“太子子围为质于秦，……秦妻之以宗女”。此宗女便是怀赢，这即为秦晋第二次联姻。公元前638年，晋惠公去世，子围抛妻而逃回晋国争继君位，致使秦穆公大怒“乃迎公子重耳于楚”，助重耳成为晋国新君，又将秦国宗女嫁给重耳，这便是秦晋第三次联姻。在双方联姻的近30年间，除了河曲之战和韩原之战外，没有发生别的战争，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状态，这就为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可

　　以说“联姻初启了秦晋友好外交的始端，对秦晋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以后两国的交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并在双方的军事冲突中，联姻起到了溶合剂的作用”。

　　其二，互派质子与政治避难便利了彼此的了解和学习。秦晋双方有时关系密切，有时也会发生利益冲突，基于这种复杂的关系，双方建立了互派宗子为质的制度。据统计，春秋战国时，入质于秦国的质子共9人，质于三晋者就有5人。战国时，秦出质于他国的质子共7人，其中质于三晋者5人。由此可见秦晋之间交往之频繁。而在政治避难方面也有很多事例，如重耳、子围避难于秦国，秦献公避难于三晋之一的魏国等。而互派质子和政治避难的当事人往往是其国家将来的君主，长期在对方国家生活，必然对当地的文化政治制度、风土人情十分了解，知道对方有何种长处是本方应该学习的，待到回国执掌大权之时便会根据本国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变革。如秦庄襄王曾在赵国为质子，其即位之后便设立了寺工、少府之职，可以认为秦庄襄王“曾为质于赵，深受三晋制度、文化的影响，他即位之后，又重用在赵时的.老朋友吕不韦为相，企图有一些作为，他在位时仿效三晋，对秦制度作一些变更，是合乎情理的”。再如秦献公曾在魏国政治避难二十余年，而当时魏文侯重用李惺、吴起等法家人物进行改革，推行中央集权，使魏国国力强盛，一度成为中原的霸主。而秦国却国力衰弱，政治混乱，文化落后，国君之废立由庶长把持，因此连连被吴起击败，丧师失地，领土只保有洛阳以西，陇山以东，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这一狭小之地。秦晋两国的这种强烈的反差不可能不对秦献公产生强烈的触动，因此秦献公登基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如废除了自秦武公以来实行了三百多年的人殉制度;公元前379年，秦献公将蒲、蓝田、善、明氏等边境地区改建为县;公元前378年，秦国“初行为市”;公元前375年，秦“户籍相伍”。“户籍相伍”是把五户人家编成一伍，农忙时互相帮助，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而此种组织方式与三晋的户籍编制方法是十分类似的。我们不能说秦献公所进行的改革完全是师法于三晋之魏国，但是他长期避难于魏国，三晋文化对他耳濡目染的影响是必然的。类似秦献公这样秦的高层人物与晋的交流很多，那么三晋对秦的影响必然是持久而深远的。

　　其三，秦晋之间的战争也促进了两国的交流。战争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秦晋之间的战争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特别是战国时期秦与三晋之间的战争更是频繁。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秦晋之间的战争在秦穆公时期有六次，秦康公时期四次，秦桓公时期二次，秦景公时期二次。战国时期更多，秦灵公和秦出子时期各有一次，秦献公时期二次，秦孝公时期二次，秦惠文君时期十二次，秦武王时期一次，秦昭襄王时期则不可胜数，秦庄襄王时期六次。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秦晋之间的战争是如此之多，而每次战争的胜负必然包括领土的得失和民众的迁徙、战俘的使用，这都会对文化的传播产生作用。因为战争是具有双面意义的，它带来的不仅是对两国人民的伤害、文化的摧残，同时也具有传播文化、促进文化融合的积极意义，历史上许多大规模的文化传播都是以战争的方式进行的。据杨宽先生研究，郡辖县这种制度就是秦在战争中习自三晋文化。秦国早期设立的郡大多是在被其吞并的三晋地区，如秦所设的第一个郡是上郡，其为魏国割让上郡十五县给秦国后设立的河东郡也是在魏国割让河东地之后设立的。这些郡的设立自然是沿袭了当地旧

　　制。这属于对三晋文化中制度文化的吸收学习。另外，在战争期间，秦国将三晋国家的许多人口迁徙到本国，如强行迁徙了赵国的卓氏和魏国的孔氏，他们都是三晋善于冶铁的大工商业者。他们的到来自然会使秦国比较落后的冶铁技术得到改进和提高。

　　对于秦晋政治上的持续的交流，我们认为“通婚带有政治联姻的性质，但更可看作是吸收先进文化的重要渠道”。秦晋长期不断的战争以及互相入质对方国家，对秦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此种大规模、长时间的政治交往在秦与其他国家间是不多见的，也使得双方有较多的相近之处。这些因素开启了三晋文化在秦的传播，同时又为三晋文化在秦国的更大规模的顺利传播准备了条件。

　　二、秦赵相同的族源和风俗有利于双方文化的交流

　　秦国与三晋之一的赵国同祖，载于《史记.赵世家》:“赵氏之先，与秦共祖。”《秦本纪》云: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舜赐姓赢氏。非子时，邑之秦，使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赵氏先祖在“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时开始从赢氏分离出来，正式以赵为姓氏。

　　从己发掘的秦赵墓葬情况来看，秦君主与赵君主的陵墓均呈坐西朝东，且侧身屈肢下葬。而周王和其他的中原诸侯陵墓却不同，它们均呈南北向，头向北，且平躺直身下葬。有学者研究表明，秦墓葬有屈肢葬、墓室有壁盒、有早中晚三期墓室洞和头向朝西四大特点，而其中只有竖穴式墓洞之一特点还未在赵墓中发现，其余皆有印证。墓葬制度被认为是一个民族最不易改变的方面，因此这些特点极为相似的墓葬完全可以作为文献记载“秦赵同祖”的有力佐证。

　　秦赵二国并非姬姓诸侯国，完全是凭借自身后天的努力，获得赐姓并得以建国，日后分别发展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而在双方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共同的族源，造就了双方相似的墓葬制度与习俗，这种天然的亲近感大大减少了不同种族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那种隔阂，极大地便利了彼此间的文化交流。

　　三、秦晋相似的文化性格便利了双方的文化交流

　　晋国周围俱是戎狄等少数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因此，晋甫一立国就制定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国策。这就为当地各民族营造了一个宽松包容的文化生态环境，为不同民族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极好的便利条件。因此，三晋文化本身就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例如，晋国是中原各国中最早有步兵部队的，这便是其在与戎狄的山地作战中发展起来的，并且“晋国的国君和卿大夫不少人娶了戎女为妻，不同族间的通婚不但引起人种乃至语言、风俗方面的变化，它也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去”同时，文化的影响都是双向的，晋文化也在影响着戎狄，这也使得“戎狄民族不断吸收华夏民族先进的农耕文化传统，逐步改变了漂泊不定的游牧狩猎方式”。可以看出，晋国作为当时强盛的大国，戎狄民族在与它的频繁交往中所受的影响是很大的。至晋国三分为韩赵魏之后，三晋文化进入了特点更加鲜明的时期。李元庆先生对三晋文化的特点做过详细

　　精到的论述，概括为:“其一，顺时应变的革新精神。其二，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势。“可以说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三晋文化的这种开放性、包容性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秦文化的特点，有的学者将其归纳为“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崇尚法制的政治意识，变革制度的理性自觉”，有的学者将其分为“集权主义”、“拿来主义”和“功利主义”。而在对秦文化发展历程的研究中，无论黄留珠的秦国时期秦文化的“两大阶段论”，还是叶小燕的秦文化五段论，均以战国中晚期为重要的转折点。其实，以上所论，“不论‘耕战’也罢‘功利’或‘公利’也罢，均只适用于商鞍变法后的秦文化”。在此之前，秦文化的特点以“兼容性”、“开放性”或云“拿来主义”最为明显。

　　秦人自非子之后，位于宗周之地，四方也是密布着戎狄等少数民族，与戎狄进行频繁的交流，并且选择性地吸收周围的戎狄文化，是十分正常也是必然的结果，非如此则不能生存。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之功被封为诸侯，封地就在西周故都一带，但众所周知，其地己被犬戎所占，所以这种分封有名无实。秦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通过与戎狄的激烈争夺，至秦穆公时才在关中地区奠定了霸主地位。在这一长时期的交流过程中，戎狄文化对秦的影响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如在宝鸡市南郊益门村发掘的二号秦墓中，既有中原风格的玉器，也有戎狄风格的兵器和生产、生活用具，且该墓无骨架保存痕迹。西北地区的戎狄是有火葬风俗的，大批玉器随葬又表明了墓主的贵族身份，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受戎狄文化强烈影响的秦国贵族墓葬。然而，戎狄文化虽有其长处，但毕竟是落后的文化，秦国若想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向中原的先进文化学习，这其中主要就是三晋文化，非如此则不能强大，因此，后来便有了包括商鞍变法在内的一系列举动。秦国正是在这种与外界不断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国力逐渐增强，地位不断上升。自襄公救周有功，跻身于诸侯，至穆公任用戎人由余“益国十二，辟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国一路成长而来，应该说除了其民族的勤奋努力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即“兼容性”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从而有了“秦之措施，大抵袭自东方，其任用以见工者，亦率东土之士也”的论断。

　　所以比较来看，秦文化与三晋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晋与秦地理环境相似，周边分布很多戎狄等少数民族，双方均能很好地兼容外来文化，博采众长而为自己服务(两国军队中均有外族士兵即是一例)，尤其双方共有的开放兼容性，是三晋文化的对外传播和秦文化的选择吸收的重要基础。落后的戎狄尚能大量而又顺利地吸收先进的农耕文明，那么，同样被“狄戎”视之并与晋地接壤的秦国，面对因改革而蒸蒸日上的三晋，选择吸收彼时较为先进的并且同样缺少宗法制的三晋文化而不是恪守宗法制、比较保守的齐鲁文化来发展壮大自己，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综上所述，政治、族属和文化性格三方面的原因促成了三晋文化对秦的重大影响，而这三个原因是其他国家或者文化不充分具备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在各种文化中三晋文化对秦的影响最大这一结果，同时也为我们今后研究区域文化之间的影响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篇十三：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

P>　　事功精神：秦兴亡史的文化阐释

　　关键字：事功,精神,兴亡,文化,阐释

　　在秦史探索的漫长历程中，揭示其兴亡的历史奥秘是一个恒久的主题，近年勃兴的秦文化研究为全面审视其内在原因开拓了新的思维空间，人们开始突破单纯的实证传统，努力寻觅和建构文化的阐释，其中对于秦文化精神与秦兴亡间关系的研究便是显例。迄今学人已先后提出秦人“尚大求多”的功利价值观说、“公利”文化精神说和军国主义精神说等观点①，用来解说影响其兴亡的文化因素，皆能独出机杼，各有胜义。然而，治史的精义在于不断扬弃成说，邃密新知，秦文化所蕴含的内在精神世界是永远向诠释者开放的，故理解亦未有穷期。因此，本文尝试提出事功精神的新说，重构秦人兴亡史的文化阐释。

　　秦人事功精神的渊源和背景学术大师韦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说，即任何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这一事业并维系其成败的无形的文化精神（Ethos）②。古老的秦人崛起于关陇，不断壮大，终于担当一统华夏的历史伟业，其凭藉的文化内驱力便是以事功为价值核心的文化精神。事功，是传统文化中习见的语汇和范畴。《周礼·夏官·司@①》：“事功曰劳。”《商君书·修权》：“民信其赏则事功成。”先秦典籍中影响较大的是《左传》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所谓“功”即事功，亦即事业和功绩，这是古文献中最早将事功作为人生和社会价值的说法。在传统文化历程中，事功范畴具有复杂的语义史背景，形成了丰厚的话语支持系统，成为人们致思和践履的价值焦点之一。因此，我们不妨从事功的视角检视秦人历史文化所展现的内在精神特质。秦人事功精神源远流长，它建基于秦文化功利主义取向之上，融汇了东周时代思想精华。秦部族早期游牧狩猎，又地处西陲，濡染戎狄之俗，西周宗法伦理文化的影响较弱。这些因素均促成秦社会较浓烈的功利主义特质，成为滋育其事功精神的温床。上述广泛存在于秦人精神和现实生活中的价值意识，已由不少学人的研究予以证实。比如，从出土的秦《日书》中足以揭示秦人观念中强烈的逐利、慕财和求富贵心理；先秦至汉晋文献中亦不乏秦社会风俗重功利轻伦理的直接记载。另一方面，时代背景的因素亦同样不可忽视。如所周知，东周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剧变时期，新兴社会阶层和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扬弃旧制度，创建新秩序，带来权力的重组和思想的解放，引发文化的突破和事功的张扬。因此，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事功精神普遍高涨的年代。从历史践履方面看，迭起的五霸、兼并的君主和变法的能臣无不发扬蹈厉，将事功的追求推举到邦政的前台。从思想学术层面看，争鸣的诸子相反而相成，尽管在意蕴和重视程度上有差异③，但儒、墨、法等家均讲事功，尤其是法家形成了事功立国、尽力务功的系统事功思想，并给予大量接纳法家思想的秦文化以深刻的洗礼。事功与功利概念有差异，应作细化分析。事功侧重在主体对建功立业的追求。相比之下功利的内涵比事功广，它在某种程度上包容事功意识，但其重点落在利欲、利益的“利”字上，所以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事功。显而易见，

　　如学者曾习称的秦人不敬祀祖先而滥求祀鬼之利的功利态度，秦社会中儿媳不礼敬公姑的世俗势利举止，均与事功精神有很大差异。然而，后者又构成前者的观念基础，功利主义取向泛化及于人生作为层面，则引发功业追求的事功意识。从个体进退荣辱之私利的微观事功，到关涉民族邦国之福祉公利的宏观事功，无不起步于斯，秦人事功精神的价值基础正是建立在全社会功利主义取向之上的。

　　总之，由于文化渊源和历史机缘，最早标榜为姜齐之立国宗旨的尚功精神，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秦人成为光大华夏民族事功精神的担当者。

　　秦人事功精神的内涵及其泛化秦人重事功，首先集中体现在秦立国以来有为君主对霸业之事功目标的恒定取向，及其顺时应变向帝业目标的提升。自襄公开基建国伊始，即初见僭端。其时秦虽属蕞尔小邦，却规摹弘远，志在天下，这从其奉祀制度中已可窥见④。至穆公创霸，吞灭西戎，雄视东夏，将秦人事功推向一个新阶段。战国中期，孝公变法强秦，谋求东制诸侯之帝业⑤，角逐帝业的事功追求从此贯穿了秦以后的百年史。继而惠王构想并吞天下、独治海内之帝业⑥，使秦人事功目标递进到新层次。后有昭王“业帝”，奠基一统基石，使秦人空前地逼近了统一的事功目标。至始皇完成一统伟业，实现了秦人数百年的事功梦想。始皇又创制拓边，追求传业万世之功，将秦人事功推向顶峰。秦人重事功，还表现为秦历代有为君主对于事功目标的韧性追求和专注精神。早在春秋时代穆公创霸，属意东进，但在崤之役受阻后，遂及时调整战略，“西击戎狄，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⑦。战国中叶，孝公不甘居落后，毅然颁诏求贤，奋起变法强秦。秦有为君主不仅对于外部挫折采取积极应战态度，在对内强化君权的权力斗争中，亦能协调内外事功相辅相成的关系，既成就尊君抑臣、权归中央的施政意图，又不因权力角逐而遮蔽或偏离创霸业帝的既定事功目标。如惠文王加害商鞅，但诛其人而仍行其法⑧。包容兼综百家、震铄古今的政治智慧和应形无穷的军事韬略，是秦人事功精神的另一大特色。见诸秦君主事功践履之荦荦大者，有任贤、纳谏、任法等开明之政略。尤其是在诸侯兼并天下争于战功的历史环境中，秦人以战立国，因此注重军事外交谋略，讲求战争艺术，成为秦人事功精神重要特色。这从惠文王推行连横之策到范睢实施远交近攻战略均有淋漓尽致的发挥，而秦王政统一六国的战略，更体现了“战胜不复，应形于无穷”⑨的高超战争艺术。秦人事功精神经历了一度向周文化趋同再转而法家化的历时性变迁。

　　春秋时秦穆公赫赫事功中，曾不乏践形周政的业绩。如他“身举五授之以政”⑩的破格任贤，赐酒而赦盗食宫廷善马之野人的“含淳德以遇其下”（11），袭郑伐滑遭惨败后穆公的纡尊救过和作誓罪己，上述尚贤宽下、树德罪己等事功思想，大都契合于周政和儒家理想，即以德义为手段佐助事功之诉求，如穆公所谓“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故尔获得孔子“行中正”，“虽王可矣”（12）的首肯。以商鞅变法为起点，秦人事功追求的非道德主义倾向渐趋鲜明，他们漠视政治和军事伦理传统的约束，不惜采用诈伪、酷烈之手段。秦所尚首功制度，在列国军功制中亦最具血腥性，秦较普世诈伪悖德风气确实走得更远。

篇十四：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

P>　　本文论及的秦所涵盖的历史范畴包括秦由原先的诸侯国发展为统一的专制帝国乃至其最终的灭一礼法并行的秦文化秦文化并不仅仅是秦人的文化而是在秦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融合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文化而形成的

　　秦礼文化探究

　　摘要；史学界历来都说七国不言礼与信而秦尤甚，两汉以来的人们更是把“严而少恩”的法家思想视为秦唯一允许存在的意识形态，然而秦的法制思想、政治理念、社会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均彰显了“礼”在秦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本文以秦札文化为切入点，通过探究《史记》记载的相关内容，结合其他史料，力图发掘“札”在秦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重要地位，阐述秦礼文化的特点及其具体形态，并对其在中国礼文化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加以总结和概括。关键词：秦；礼文化；《史记》

　　史学界历来都说七国不言礼与信而秦尤甚，其最大的原因就在于秦“以法治国”、“以吏为师”。可是，凡人类社会皆有礼，秦亦不例外。本文论及的“秦”所涵盖的历史范畴包括秦由原先的诸侯国发展为统一的专制帝国乃至其最终的灭亡。一、礼、法并行的秦文化秦文化并不仅仅是秦人的文化，而是在秦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融合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文化而形成的。秦礼文化，便植根于这一文化融合过程并逐渐渗透到了秦人的日常生活与深层意识之中。这集中体现在秦帝国自上而下的专制统治秩序上，秦始皇高高在上，执掌着天下大权，一直往下逐级降低，构成了儒家所倡导的那种“尊卑贵贱，长幼有序”人伦关系。秦人似乎没有意识到，正是儒家所倡导的礼文化，构成了秦帝国专制统治得以实现和巩固的基础。从《史记·秦本纪》中可以看出，秦之所以能够“包举宇内，并吞八荒”，成为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专制帝国，其关键因索就在于变法的实施。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于是，“法大用，秦人治”，秦国自此逐渐强大。直至“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建立了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此后，秦人继续实行法家政策，“皇帝临位，作制明法”、“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端平法度”。这些都昭示出了法家思想在秦文化中所占据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秦国亦因此而被视为法家思想及其行政技术的最高体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家思想是秦唯一允许存在的意识形态。《睡虎地秦墓竹简》这样评价法的意义和价值：“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到及好恶不同……是以圣王作法度，以矫端民心……凡法律者，以教导民，去其邪避……而使之亡于为善也……”这就明显是以儒家的价值观来说明法律作用的。又有“爱书，某里士五甲告日：‘甲来子……不孝，杀，敢告”表面看来说的是严刑峻法，但我们可以发现，在秦法中，治罪是以代表礼文化精神的“孝”作为价值评判标准的，而法只不过是用刑的方式而已。可见，秦的法律制定是建立在忠孝伦理观的基础之上的，而忠孝又代表着“礼”的核心精神，是否违背“礼”的内在精神是有没有触犯刑律的根本依据。也就是说，表面上看似处处依法，而实际上却是处处依礼。

　　秦始皇出外巡游时曾立下许多刻石，碑文这样写到：“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取圣仁义，上农除末。”“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叼这里面既体现了儒家所谓“贵贱有序”的要求，又体现着“以民为本”的思想；“亲巡远方黎民……诋颂功德……专隆教诲……讯经宣达，成承圣志”，又体现出秦始皇以儒家崇尚的圣贤明君作为自己为政的理想和追求；而从“二十八年……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随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中，我们又可以看出秦始皇仍然遵行着周的祭祀之礼，这是儒家所奉行的敬天地之礼。秦始皇以儒家的礼义和价值观指导自己的专制统治，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提供了道德理性的切实依据，从而向天下宣告了自己为政的合理性(合“礼”性)。此外，下层人民也多是按礼来行事的。“男女礼顺”、“合同父子”、“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不仅是法律规约的结果，更是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有子而嫁，倍死不贞”更是体现了对妇女贞烈德行的要求，虽然在秦以后才有了一系列成体系的对妇女的束缚条款，但我们却仍然可以在秦找到其原型，而这也是礼文化的组成部分。可见，无论是秦的上层统治者还是其下层庶民，都遵行着儒家所倡导的那一套“礼”。“礼”从人的内在心性上要求个体约束言行，遵从社会秩序，确保了秦的专制统治井然；而法只是作为外在强制性约束的存在，是基于政权巩固的需要而被运用的。在秦文化的探讨中，如果我们断言秦仅以法为其思想文化之最高体现，那就陷入绝对主义之中了。礼与法并行，从内至外，从灵到肉，给人们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这才是秦文化真正的内涵。二、礼在秦文化中的具体本现传统上一般把“礼”划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类，统称为“五礼”。“礼”是一个几乎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典章制度以及社会伦理、道德修养、行为规范的庞大概念。下面就“礼”的几个主要方面简要阐述秦礼文化的具体形态。1.关于宗法宗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与当时的礼制的许多问题有关，是我们必须探讨的。由于秦彻底实现了中国由古封建制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过渡，其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特征决定了我们有必要在探讨秦礼文化之前首先来对秦的宗法制度进行一番考察。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继承制。我国夏朝时就已确立王位世袭制，商朝末年才完全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西周一开始就确立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嫡长继承制，从而进一步完备了宗法制。秦代继承了先秦的宗法制度。“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日：‘与丧会咸阳而葬。’”据《方言》十二：“与，操也。”实际上就是任命扶苏为主丧人，而丧主必为死者之继承人。虽未明讲，但从赵高、胡亥和李斯处心积虑地阴谋更改始皇遗诏之事，可见始皇的本意即欲立扶苏为皇位继承人。《史记·陈涉世家》又有言日：“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啊见，即使到了秦，

　　立嫡观念依然深入人心。至于二世自杀之后，赵高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此乃立嫡立长制的补充，不足以改变秦继承周人宗法制的结论，况且子婴终为始皇之苗裔。另外，二世继位后，要增加始皇庙的牺牲以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始皇庙。群臣献策日：“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由此可见，其时并未完全废弃古礼，秦之祖庙制与周礼之大宗制相合。2.关于祭祀丧葬等生活方面的体现祭祀的意义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即祭祀的一般意义，如祈求、报答、消弭灾祸等；二是祭祀的政治意义，也就是说祭祀往往是统治阶级进行精神统治的工具}三是祭祀的社会意义，在生产力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古代社会中，祭祀往往成为人们与外界抗争的无奈手段。对于秦统治者来说，其祭祀的意义也可归纳为三点：一为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二是追求

篇十五：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

P>　　《秦朝的文化》

　　资源1：在秦日渐强大的历史进程中，秦陇之民还养成一种强烈的事功精神。从秦穆公到孝公再到昭王、庄襄王及至始皇，从百里奚、商鞅到范雎、李斯，就是这一精神的突出体现者。秦人的事功精神源远流长，它建立在文化功利主义取向之上，与秦文化的叛逆性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追求事功的精神，决定了秦人在强国之路上采取法家的主张而绝弃儒学。同尚武精神一样，秦人的事功精神也有反面因素，那就是非道德主义倾向，即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秦人处理邦交，攻伐时，往往背信弃义，翻云覆雨，如秦对楚怀王的欺骗及造成屈原的悲剧就是明显的例子。这种行为与道德准则大相径庭，虽然使秦国在统一的过程中如虎添翼，但也使六国人更加痛恨秦的统治。这就使秦的统一只是国土的统一，而人心反而在一次次的军事与政治胜利中丧失殆尽，并且在统一大业完成后，始皇帝仍不肯收敛事功的程度，大兴土木，强征人民成边长城，严刑苛政，最终使统一帝国的崩溃一发而不可收。

　　——刘林智：《秦的崛起与秦陇文化的关系》，载《光明日报》，200401-02

　　资源2：简要地讲，秦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异质有三：一是“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也就是一大家子男女老幼住在一间屋子里，无男女长幼，上下尊卑之分。二是尚贤不分亲疏贵贱。山东六国也变法，也“选贤与能”，但是，这种“贤能”之士，绝大多数都是和国君有着血缘关系的王室贵族，如齐桓公时的相管仲，虽然也是举于士，但他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齐国的重要大臣，都与齐国国君有着“亲戚”关系；晋文公的相，狐偃，就是音文公重耳之舅，与晋同祖；楚国的用人制度也是“旧族，爱亲戚”，所以吴起任楚令尹，实行变法，最后不得不身死法废。而秦国之尚贤，不分亲疏远近，秦国之王室贵族“无军功，虽富贵而不得芬华”。三是君位继承长期不分庶。如前所述，秦人首领和国君之继承，始终没有丢掉”择勇猛者而立之”的传统，即便是在吸收了中原文化之后，也没有彻底改变这一君嗣习俗。秦孝公、秦庄襄王，秦二世，都是按这一传统而继承君位的。此外，秦人在吸收周文化的同时，大量吸收了游牧的戎狄民族的文化，并与各自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立、质朴、尚武、彪悍、粗犷、坚韧的

　　民族性格。秦俗与关东六国习俗差异很大，秦人墓葬多为东西向，葬式为卷屈特甚的屈肢葬，有别于六国流行的南北向仰身直肢葬。从秦兵马俑服饰中可以看出，秦人的服饰与胡服极为相似，尤其是骑兵的服饰，其靴属于皮革制作，窄袖短腰仍以带钩具带束腰，并取前开襟形式，甲衣也长及腹廊，这种装束均便于乘骑作战。秦将军俑所戴曷冠，也是胡人习俗。

　　——王琪玖、孙杨、李任斯茹：《秦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其现代性转换》，载《西安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资源3：和以农业文明为基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伦理道德为准则，以保守中庸为特质的中原文化相比，秦文化具有极其鲜明的开放性。秦人来自于东海之滨的东夷族，是以“调训鸟兽”而见长的马背上的民族，由于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所以它的文化起点，就与农耕民族不同；又由于这个部族有着东迁西来的族群迁徙经历，长期与西戎相争相战，为了族群的繁盛而不断地寻求生存之道，所以与超稳定的农耕部族相比，其文化视野比较开阔，文化心态也比较开放。我们认为，秦部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悲剧性的部族，也是一个英雄的部族，屡仆屡起，而且善于学习、勇于实践，对新鲜的与族群生存与发展有用的东西都善于主动拿来，是典型的拿来主义者的心态。比如对周文化的主动吸纳，秦武公对中原文化中的人殉制度，以及对郡县制度的吸纳，还有秦穆公的招降纳叛、尊贤敬老，秦献公初祖禾、今吏初带剑，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始皇接受儒家的礼乐文化，等等，都可以看出秦人善于扬弃，主动吸纳中原文化和文明的开放进取精神。特别是秦人顺应历史潮流，统一天下，统一中华文明更显示了秦的天下情怀。应该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实际上围绕的主题就是“一天下”，和用什么方法”一天下”，走向统一，是天下人心所向。孟子的“定于一”，苟子“四海之内若一家”，韩非的专制集权思想，都是统一要求的表现。诸子百家争论的，主要是由谁统一，用什么方法统一。秦人是实用主义者，功利主义者，重实干，不争论。

　　——王琪政、孙杨、李任斯茹：《秦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其现代性转换》载《西安杜会科学》，2011年第5期

　　资源4：功利性是春秋战国之际每个文化族群和邦国所共有的，这一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改为“自诸侯出”诸侯国都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打着各种仁义的旗帜，所谓出师有名，攻城掠地，兼并诸侯，损人肥己，称王

　　称霸。秦部族在夏商周时期，都有着被逐放到“西垂”、与戎杂处的经历，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与戎秋相处，高寒苦焦的西垂地区，对于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的占有，存在着有则生、无则死，。强则生、弱则死的生存国境，所以秦人事事追求功利。《魏策三》中也记载有这样的：唪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成见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根本找不到“德”“仁”“义”这一类表示道德伦理意义的字眼，而最多的是“吉””凶”“祸”“福”“利”“害”等与宗法伦理道德毫不相关的概念。对这个功利性秦人并不避讳，公然自陈。公元前580年，秦桓公为了暂时与晋国和解，就与刚刚即位的晋厉公订立了以黄河为界的“令孤之盟”。但是，秦桓公回国后不久就背弃了盟约，鼓动狄人和楚人一起攻打晋国。他对楚国的国君说：“我虽然和晋国有交往，但唯利是图，别的什么都不顾。”正是由于秦人急功近利，重事功，有时候未免利令智昏，如秦晋崤之战，就是秦穆公贪功，轻信间谍的话，不听蹇叔之言，以致孟明视等三个大将被俘。还有秦武王野心勃勃，欲“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及至到了周东都洛阳，问鼎周室，在东周宫庭内耀武扬成，举鼎受伤而死。

　　——王琪玖、孙杨、李任斯茹：《秦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其现代性转换》，载《西安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资源5：秦文化可以看成是军国主义的扩张文化，其军事性特征极为明显。秦国军制，比别国完备。秦国实行了“军功爵"的政策，“连坐”法，“告奸”法，以军功升进，土兵出外作成，打胜的有赏，打败的有罚，所以人人奋勇，为求军功。《苟子·议兵》曰“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而且秦国军事人才辈出，如吕不韦，商鞅，都不仅是安邦之文臣，更是治军之能将。商鞅、吕不韦都曾经多次领兵为将，攻略魏楚之地，张仪破六国之从约，范雎以远交蚕食韩魏；此外如自起、王翦、王等，皆一代名将，为秦统一作战，建立赫赫军功。尤其是商鞅变法，移风易俗之后，秦国民众普遍具有了好战、重战、乐战的心态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正如《商君书》中所说的那样：“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韩非子·初见秦》中也记载了当时秦人尚武尚战的精神，其中说秦人“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裼，犯白

　　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这种民众文化心理的变化，给秦国带来的勃勃生机，士兵力战于阵，人力耕于田，妇女力织于室，人人畏法，个个尊令，数十年间，秦国的国力大大增强，铿锵崛起。

　　——王琪玖、孙杨、李任斯茹：《秦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其现代性转换》载《西安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资源6：秦人之所以能够经历百战、攻灭六国、统一天下，尚武的传统是重要因素之一。秦人早期与西北戎狄杂居，由山区而平原，由林牧而农耕，艰难地发展着有独自特色的经济文化。严酷的环境使得他们在建国与扩张的过程中，经常和其他部族为争夺生存空间进行频繁的战争。戎狄强悍的民风对秦人产生了影响。也正因为“秦杂戎翟之俗”“秦与戎翟同俗”，东方诸国对秦人“夷翟遇之”，表现出很深的文化隔阂。这种情形也同时告诉我们，秦人与西方部族有共同的尚武倾向。商鞅推行新法，鼓励民众在战争中立功建业，就是这种尚武风气的反映。军功爵制的有效激励，使人在战场上勇于进取，终于使士兵个人成就富贵的“军功”凝聚为国家整体克敌制胜的“军功”。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中的有关信息，也反映了秦民间意识的尚武倾向。《日书》甲种《生子》篇有通过生子时日预言其未来生活走向的简文。如，“壬辰生子，武而好衣剑”（148正贰），“壬子生子，毂而勇。”（148正壹）“甲午生子，武有力。”（140正参）“丙寅生子，武以圣。”（142正陆）如此等等，足以说明秦国相当宽广的社会层面对“武”“勇”的推重。

　　——徐卫民：《秦文化的尚武倾向》，载《光明日报》，2006-11-27资源7：总之，秦人经过不懈的努力，到战国初年已经成为“七雄”中最具实力的强国，荀子曾经亲自到秦国考察，在《强国篇》中，这位儒学大师写下了他的亲身见闻和心理感受，指出秦的强大是历史的必然：“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才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恬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荀子看到了秦文化的积淀之厚，由衷地发出了“非幸也，数也”的感叹。

　　秦的统诚如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所言的，正是秦拥有“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博大胸襟，以“上善若水”的虚心之态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的最终结果，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完全依靠了暴力。

　　——李育华、王向辉：《对秦文化的重新审视》，载《理论导刊》，2009年第4期

　　资源8：任何一个王朝建立之初，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文化趋同期，但秦却是趋异。由于秦王朝建立以后，秦的统治政策，政治文化，或者说统治者强力推行的社会核心价值，和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不一致，所以就产生文化离心力。就是秦文化缺少凝聚力，秦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集权主义、物利主义、实用主义，没有构建起大一统的全社会成员所共遵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统治者的意志，没有变成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上下阻隔，离心离德。本来，秦王朝统一后，息兵共战，休养生息，是社会大众的普遍要求，但是秦王朝没有及时调整统治思想，统治理念及统治方法，尽管有些举措是形势所迫，比如北上防胡，修长城、开发南岭等，但是这种与社会大众心理期目标相悖的举措，无疑是引起社会反抗的主要原因。这是泰文化当中先天性的缺陷，或者文化DNA复制的结果。

　　——王琪政、孙杨、李任斯茹：《秦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其现代性转换》载《西安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资源9：法家自秦亡之后，背负了两千多年的骂名，之后的封建王朝一边骂法家一边用法家，一直用儒家作幌子而行法家之实，值得庆幸的是，秦朝二世即亡，而法家想一些三世……乃至万世，秦朝的覆亡，如果说法家真有过，那么法家之过就在于没有让秦王遵循于法家。秦朝在治国理政方面，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法律、文化均没有遵循法家的思想，秦王总是背法而动，极力突出自身“势”的力量，把无穷无尽的私欲建立在人民的疾苦之上，由此看来秦并非亡于法家而是亡于秦王。

　　——满先进：《秦并非亡于法家》，载《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资源10：秦和隋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其速亡的原因是非常相似的。两个王朝都是在经过长期的分裂割据之后统一天下的，而且都实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但两朝并非都是实行的法家思想，因此，要说秦亡于法家思想统治是不能成立的。

　　退一步来讲，秦王朝是在通过对六国的军事征服之后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国家，在此以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有如此大的国土，因此，如何对这样一个国家进行治理，对秦王朝统治者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况且又没有可以借鉴的治国经验。六国贵族并未从心理上接受秦的统治，他们待机准备夺回失去的政权。正因为如此，秦末农民大起义很快就演变为六国贵族的复辟斗争。这些六国贵族不甘心于被秦消灭，反秦浪潮一直声势浩大，如韩国贵族张良的前军五世相韩，韩国灭亡后，他由一位韩国尊贵的公子一落而为秦王朝統治下的“黔首”，因而对秦王朝怀有刻骨仇很，在其弟死后都不举行葬礼，而用全部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后来参加农民起义的项羽，其目的也是为报国仇家恨。当农民起义爆发时，他们便蠢蠢欲动，企图夺回失去的江山。实质上秦末农民起义最后被六国贵族所利用。

　　更何况法家思想不像儒家思想有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儒家思想不停地在汲取法家、道家等思想家的思想，从而使儒家思想得到不断的充实，以更适应于统治阶级的要求，达到长久不衰。但法家思想则缺乏这个机会，存在时间短，因而失去了充实发展的过程。虽然它使秦国很快富强起来了，但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导致秦国速亡，也使法家思想失去了再实践的过程。如果法家思想后来能像儒家思想那样继续作为统治思想，并吸收其他诸子思想，我认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肯定会大有好处，我国将会更早一点进入法制化社会。

　　——徐卫民：《法家思想与秦王朝灭亡关系新论》，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资源11：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秦始皇建立的这个空前强大和统一的皇朝，这个集中了当时中国众多精英人才的大帝国，在落幕的时候是如此的悲寂，竟然找不到一个为之殉难的君王和忠臣？看不到一个如丧考妣、为之恸哭的孝子？秦朝灭亡后，也觅不到一个为之哼唱挽歌的遗民？这里自然有着十分复杂而众多的原因，但正如前面所说，秦国和秦朝从来就不进行道德教育应是其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秦国的发祥地远在西部的甘陇地区，从其建国时起就处于同戎狄斗争的严酷环境，后来又在同东方六国的战争中度过了春秋战国时代，再加上商鞅、韩非等法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就形成了重视“力”“威”“耕”“战”和倡导“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的法家文化传统。秦始皇以武力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后，通过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和“焚书坑儒”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文化传统。虽然秦朝建立后儒家学者以博士身份进入咸阳的宫廷稍稍扩大了儒学的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法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面。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将荀子的“性恶论”推向极致。苟子虽然坚持“性恶论”，但他同时强调“礼义教化”可以使人改恶向善。而韩非则认为，人性恶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这种“性恶”的社会表现就是对个人私利的无厌追求而这种造求是完全合理的。所以一切仁义道德的说教统统都应该弃之如敝履。

　　——孟祥才：《忽视道德教化：秦王朝灭亡原因的文化视角》载《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资源12：法家的这种绝对功利主义的社会伦理学说，斩断了社会上本来就存在的非功利的伦理亲情的联系，将社会上所有人与人的关系全说成是利益交换关系。这种理念作为真理广泛宣传，其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深受其害的恰恰就是这一理念的笃信和推行者秦始皇与他建立的皇朝。由于他以纯利害规范君臣和君民关系，必然斩断臣民对这个皇朝的道德和感情的思缕，而以“自我利益”作为衡量与君王关系的唯一标准。于是君臣就在这一关系国家和社会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吕不韦以“奇货可居”的商人心态进行政治投机，在秦国如鱼得水；李斯带着猎取财富利禄、改变贫困地位的目的到秦国活动大获成功；老将王翦在率60万大军出征时屡屡向秦王索要田宅而竟博得羸政的会心微笑。如此君臣关系，在这个皇朝有资源与臣子进行变换的时候，臣子们自然为其服务，而一旦这个皇朝没有资源与之交换，臣子们就会离开甚至背叛它。所以，当秦皇朝陷于灭顶之灾的时候，也就是它没有资源与臣子交换的时候，它的臣子们纷纷做鸟兽散的选择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秦国和秦朝长期忽视道德特别是操守教化，它最后收到的只能是众叛亲离的苦果。

　　——孟祥才：《忽视道德教化：秦王朝灭亡原因的文化视角》，载《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资源13：统一国家的建设，必然促成文化的融合与统一，然而问题在于实现这一过程的手段和方式。战国时代，各地居民因长期分裂的政治形势造成的不同的心理状态是很明显的，秦人风俗和东方各国更有较大差异。秦统一后，

　　秦王朝企图以强制手段将秦地风俗推行全国以“匡饬异俗”，“大治濯俗”，追求所谓天下民俗文化的“混同”“中和”。而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写道：“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辟），除其恶俗”，说明秦政府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在战争警报尚未解除之际，就已经将这种“移风易俗”的事业作为主要行政任务之一，并以法律为强制手段，以军事管制的形式强力推行这一政策了。

　　古代风俗中至今能够留下最明显遗迹的莫过于墓俗。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劳役人员墓的葬式大多与秦人墓葬东西方向的传统相一致，出土骨架100具，仅有4具为仰身直肢葬，绝大多数为蜷曲特甚的屈肢葬，与关中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屈肢葬的蜷曲情况相同。这种现象，应该理解为出身关东地区的劳役人员在专制制度下生前备极劳苦死后仍以秦人风俗就葬。

　　——王子今、方光华：《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25~26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推荐访问:秦文化对当代人的价值是什么思想精神 当代人 思想 价值